如果将仆固氏的世系演进及内附时间与其他部族相比，我们会发现其附唐仍然基于突厥内部的动乱。在其内附之初，王睃便上疏指出，“突厥时属乱离，所以款塞降附，其与部落，非有仇嫌，情异北风，理固明矣……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虏，此辈生梗，实难处置”③,表示出对此“盛况”的隐忧。事实上，唐廷或许也意识到了这是铁勒五部的权宜之计，制书中所谓“无事并放在部落营生”的态度，足见其并未以真正的降户视之，一旦新汗即位权力稳固，便“会竭力镇压这些前盟友或前附庸”④。《毗伽可汗碑》东29～30行载其32岁之后，“九姓乌古斯(本)是我的人民。由于天地混乱，由于心怀嫉妒，成了(我们的)敌人。一年中我打了四次仗”⑤。在突厥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王睃的担心成为现实，仆固、回纥等部又再次返回了漠北。
北返后的铁勒诸部处境似乎颇为艰难，《翁金碑》正5行记载：“那时在汉人之北的野喹人及乌古斯人之间，有七个人开始(与我们)为敌。”①此处“七个人”或许代指七个部族，或许意为小部分人②,可以推想部分北返铁勒与突厥处于敌对状态。P.T.1283号藏文文书载：
有“仆骨”(?)(Go-kog)部落，与世无争无战。……当默啜可汗与阿史那可汗国势强盛之际，曾引兵到此。中因道阻，迄未成功。有二人，迷失道路，茫茫踽踽，正行进间，见有骆驼蹄痕，遂尾随而行。在一大队骆驼之近处，见一妇人，乃以突厥语与之接谈。妇人乃将此二人带走，藏匿于隐蔽之处。骆驼之后有一群獒犬，狩猎归来，此犬嗅出生人气味，妇人乃急令此二人向犬礼拜叩头。獒犬遂将十匹驮着全部必需物及度越砂碛大山时用水等的骆驼赶来，乃发遣此二人返归突厥。③
此则记载具有很强的传说色彩，实质上是对发生在突厥与仆固之间某次重要历史事件的口头回忆。《毗伽可汗碑》东31～32行载其41岁那年的春天，“我出征乌古斯。……三姓乌古斯军队袭击而来。他们因(我们)无马，处境困难，来攻取(我们)。他们的一半军队去掠取汗庭和财物，一半军队来战。我们人少，且处境困难。乌古斯……敌人……由于上天的帮助，我们在那里(把他们)击溃了”④。如果褪去传说的神秘色彩，我们会发现P.T.1283号藏文文书中关于突厥二人迷失仆固部的故事，与《毗伽可汗碑》所载其41岁出征三姓乌古斯的困境如出一辙。碑文提到了此次出征“无马”、“人少”的困境，与文书所谓“迷路”实指一事。文书所记獒犬驱使驼队运输辎重饮水的事，应是影射了碑文所记的汗庭财物被掠。后者最终所谓“击溃”敌方很不可信，对于纪功碑而言，这是惯用的说法，事实上很可能双方打了平手，文书提到向犬“礼拜叩头”似乎暗示着双方媾和息战。至于“迷路”的两个人，正是指出征的毗伽可汗及其弟阙特勤。
据此来看，北返后的仆固部很可能与突厥汗室关系紧张，所谓“与世无争无战”,其实是一种首鼠两端的骑墙立场。有学者认为乙李啜拔曾在判阙特勤政权中任东叶护①,这种推测缺乏确凿的证据。史称仆固怀恩“达诸蕃情”,节帅自王忠嗣以降均“委之心腹”②,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选择仆固氏作为和亲回纥的媒介，正是利用了其部族的这一特点。
回纥与仆固两部之间渊源颇深，地理上仆固部位于回纥以东，早在隋末，阿史那思摩即受任“俱陆可汗”,“统薛延随、回纥、暴骨、同罗等部”③,贞观四年(630)唐灭突厥后，“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固]、同罗、思结、阿跌等部”④,共同限制盛极一时的薛延随。据此可知，回纥、仆固在第一突厥汗国治下即因地理相近而被纳入同一辖区，总体来说，无论是突厥汗国还是唐朝，对于铁勒九姓往往采用联合多数弱蕃打压个别强蕃的策略。
仆固部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应该还是限于较早定居内地的内附突厥部落。《册府元龟》曾记载“宝应元年十二月，封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妻贺鲁氏为凉国夫人”⑤之事，这里的“贺鲁”,应即《旧唐书·地理志》中寄居于朔方县界的呼延州都督府所辖贺鲁、那吉、趹跌三州之一①,这也是突厥最初迁入唐朝的聚居地之一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