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中称张奉璋“自讨邺旋施”后方“充承天军使”。但至德二载(757)实无讨邺之事。所谓“讨邺旋施”,指乾元二年(759)九节度围攻邺城而溃败一事。然若据此认为承天军建于乾元二年(759),则又与史实不合，因为史书有至德二载(757)六月将军王玄荣抵罪而“于河东承天军效力”的记载③,说明其时已有承天军。按：该城系张奉璋禀“元戎蓟公”李光弼之命而建，《承天军城记》称“城成”而肃宗“锡号承天”,《金石续编》编者指出“蓟公”系“据筑城时言”④,而李光弼在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以后就已改封郑公，故承天军只能建于至德二载(757)。
那么如何解决墓志中上述抵牾之处呢?高濑奈津子曾据史书及墓志材料列出了张奉璋的仕宦经历：“节度都虞候—经略副使—承天军使—右厢兵马使”⑤。细察志主的官阶，可以发现其在安史之乱初起之时，秩级为云麾将军，随后约于至德二载(757)“改授特进、左骁卫大将军、经略副使”。①这个级别距任一军之使尚有较大距离，不可能在当年又立即升任承天军使。《承天军城记》碑末保存了大历元年(766)该军的主要军将，排在第三、第四位的是“副使节度经略副使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胪卿上柱国陈遵峤、杞梓”②,与张奉璋至德二载(757)前后的职级类似。③据此推测，张奉璋应是以经略副使的身份主持了承天军城的修建，时间在至德二载(757)。而乾元二年(759),张“自讨邺旋施，稍加骠骑将军，封清河县开国男，充承天军使”,这个秩级和职任才是比较相符的，也与实际晋升的情形更为吻合。故其于乾元二年(759)升任承天军使的可能性较大。
墓志随后“迁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清河县开国子，充河东节度右厢兵马使”的记载似有谬误。据《承天军城记》“故先太尉李公，司空王公，御史大夫管公、邓公，今相国辛公……咸表上闻，累迁河东节度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①的记载，知张奉璋历获拔擢，最终在辛云京节制河东后才升任河东节度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此官职、散阶均与墓志所记相同，可知两者为一次授予。而墓志这则升迁记载前没有年份，疑系将后来的事误移至前。为何会出现这种差错?我们注意到，墓志随后有“永泰元年，属仆固扇逆”的话。仆固怀恩的势力“东连涂水，南跨介山”,涂水代指榆次，介山泛指汾、晋、沁三州，与前引《资治通鉴》所述范围相同，显然是指广德元年(763)的河东形势。墓志作“永泰元年”
(765),此系怀恩卒年，其乱随即平息。颇疑志文将“广德”误记作“永泰”。其后有“怀恩父子旋有榆次之祸”语，榆次兵变在广德二年(764),时间顺序可为印证。既明乎此，颇疑墓志是将永泰元年(765)升迁的材料误移至前文。如前所证，奉璋升任兵马使系由辛云京拔擢，而云京节制河东是在宝应元年(762)建寅月，在时间上相符。广德二年(764)九月，辛云京加同平章事，次年(765)拔擢张奉璋，是合于情理的。《承天军城记》作于大历元年(766),其中并有“方将运陶钧、秉旄钺”之语，表明这是在张奉璋甫获荣升时所作，与上述考证相符。我们据此判断，张奉璋是在永泰元年(765)“迁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清河县开国子，充河东节度右厢兵马使”;至于改封文安郡王，应在此后，具体时间不得而知。高濑奈津子将迁任右厢兵马使一事系于乾元二年(759),封文安郡王系于永泰元年(765),似疏于考证。②
经过以上考证，可以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即仆固怀恩于广德元年(763)构乱时，张奉璋正任承天军使。这样一来，墓志中仆固怀恩“兼乐平数城，欲为应接”的记载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这个动向，是旧史不曾提供的。据《旧唐书·地理志》:“武德三年，分并州之乐平、和顺、平城、石艾四县置辽州，治乐平。……天宝元年，改为乐平郡。乾元元年，复为仪州。”①《承天军城记》所列军将中有“管乐副使特进太常卿太原县开国子王丕”,位列第二，仅次于时任承天军使的张奉璋。官职中所缺的那个字，以往研究者付诸阙如②,我们认为正是“平”字。从上引《旧唐书·地理志》,知乐平屡为此区治所，地位特殊。副使兼管乐平，是因为承天军正在乐平东北方，两者休戚相关。乐平数城控承天军、井陉关，东邻河北强藩成德军驻节地恒州，当时由安史降将李宝臣(张忠志)控制。而张奉璋“分奇兵，绝粮道，冒死格战，苦彼一军”,利用承天军的地理优势，扼死了仆固怀恩与成德方面的联系，致其“唇齿俱亡，首尾不救”,最终使得“怀恩父子旋有榆次之祸”,因兵势穷蹙而招致兵变。《张奉璋墓志》为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的勾结，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有一点需做补充，即墓志并未明确涉及成德方面，很可能是为了避讳。该志作于大历四年(769),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仍健在，而朝廷方事怀柔，自然不能提及。同样地，志主张奉璋最后被刚上任的河东节度使王缙擒杀③,而墓志讳为“薨于晋阳之第”,恐怕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