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固怀恩之乱是发生在安史之乱平定次年的重要历史事件，其起因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传统史书主要将叛乱归因于仆固怀恩本人性格的缺陷、宦官边将的诬告。①陈寅恪在论述唐室借兵回纥时，指出“同罗仆骨及回纥种类甚相近”,居住地域“或直隶于朔方军，或与朔方军政区相邻近，概可称为与朔方军关系密切之外族”。因此肃宗“遣仆骨部落酋长仆固怀恩，结援回纥”。②陈寅恪之论贯穿着其一向主张的种族地域史观。傅乐成则认为“怀恩之叛，虽由辛、骆之诬陷，而代宗之疑忌，实为最主要之原因”,将根本叛因归于唐室。③与之相似，黄永年将此事置于唐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大背景下，曾撰专文《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指出，“任命安史余党田承嗣等为节度使”其实“是当时河北叛党势力尚强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不能“把责任统统推到当年平定河北的人身上”。仆固怀恩之叛，实因“地位仅次于中兴元勋郭子仪的大人物辛云京来讲后来确实逼反了的仆固怀恩的坏话，当然容易为人民轻信”,强调唐朝中央的猜忌、压制态度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叛乱源自唐朝“歧视排挤地方势力”。①1971年，彼得森发表《仆固怀恩与唐廷——忠诚的限度》一文，这是目前所见较早对此事进行研究的专篇论文。彼得森在全面叙述仆固怀恩生平的基础上，对其叛乱原因进行了“个人”与“官方”两个维度的分析，除对其个人性格、意图及朝廷政策等多方因素进行探讨外，着重强调“对怀恩的非汉族属性予以重视”。他指出，作为内附蕃部头领与朔方军核心人物，仆固怀恩对唐朝的忠诚具有两面性。当“外部环境达到爆发点时”,他出于“自救的本能”而选择了叛逃。②
1986年，章群在《唐代蕃将研究》中辟专章对此事进行研究，认为“促成仆固怀恩叛变的原因有三：一是他与回纥的特殊关系；二是河陇将领与朔方将领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三是宦官监军制度的影响”,同时指出河陇与河东两大军事集团在人事关系、文化背景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导致双方的分歧。①同一时期，张国刚在《肃代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仆固怀恩事件不是偶然，它是长期以来领兵将帅受到唐朝中央及宦官势力的猜忌、排斥、打击而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并强调：“在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的焦点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发生新的转移。唐廷与安史叛乱势力的矛盾已相对地让位于它与反叛乱势力——新起军阀和宦官势力的矛盾。”②1999年，王寿南在《仆固怀恩与肃代时期的政治》一文中，列出了促成叛乱的三个因素：“一是代宗的处置失当，二是诸将的相忌，三是仆固怀恩的文化素养。”他强调此事的偶发性，反对旧史关于仆固怀恩蓄意反叛的论断。③2000年，李鸿宾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仆固怀恩之叛“既是他个人的分离动向，又反照了时局变动对他产生的影响”,主张结合“中唐王朝政治军事发展变迁的整个形势”分析。他尤其强调此事件是对来自中央的政治军事压制的“对抗性回应”,以及“民族与文化的相异心理”所起的作用。④最近，高濑奈津子也从张奉璋之死来分析唐与河东关系的新动向，指出肃代之后中央对朔方、河东藩镇的普遍猜忌这一事实。⑤
上述研究使我们对仆固怀恩的叛因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但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可以看到，前贤对怀恩的族属最为关注，但未能就此问题进行实质性探讨；同时过度纠结于怀恩与宦官、中央的表面矛盾，未能结合河东局势对这种矛盾予以深入讨论。唐廷从最初信赖怀恩、倚重回纥，转变为后来与怀恩反目、与回纥关系亦趋紧张，学界对此变化缺少深入的解释。史书多言怀恩暗通安史降将、养寇自保，学者或信或否，但都缺乏证据。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在重新整理这段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从事实考据出发，就上述问题做出探讨，以求能在更为具体、实证的基础上思考仆固怀恩的叛因。题目中所谓“蕃部弃儿”,是就部落种族的深层原因而言；而所谓“河东公敌”,则是就事件本身的现实政治层面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