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化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胡人数量在当地总人口中占有明显优势，另一种是胡人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唐朝前期在北方边境普遍实行羁縻府州制度，贞观四年(630)第一突厥汗国覆亡后，太宗采纳温彦博建议，对归降的北方民族“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全其部落”并使其“各有酋长，不相统属”③,这一制度此后得以持续推行，使得北方边境尤其是丰灵盐夏向东经代北以至幽营一线，聚集了大量内附北方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虽为唐朝正州却以内附蕃部为主，安史之乱前夕的营州正属此类情况。营州大都督府所辖十七个正州，几乎全部是为羁縻蕃部而设，其人口自然以北方民族为主，但每州居民总数也少；而幽州大都督府所辖六州，则情况更为复杂。这些州中本来便有较多汉人居住，不太容易得出较为准确的胡汉人口比例，且由于每州人口总数较多，因此并不能单纯依据胡人比重来判断当地胡人数量。有鉴于此，我们希望对幽营两州在天宝年间的人户资料进行全面对比，从多方面对安史之乱前夕的幽营胡人比例进行考察。
上述诸族总数占幽营地区户数的14.60%,口数的17.23%,这其中有若干细节值得注意。契丹、高丽、靺羁、奚、新罗均为东北民族，其总户数占幽营地区的13.73%,总口数占16.38%;粟特户数占0.68%,口数占0.66%;突厥户数占0.19%,口数占0.19%。单纯从人口来看，东北民族占有绝对优势。这些民族主要聚居在营州都督府及安东都护府辖下区域，因此仅从上表数据来看，幽营地区的胡人主要聚集在营州。不过需要指出，《旧唐书·地理志》仅是就最初归附时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迁移，任何一州都不可能保持族属的纯粹。这中间既包括原有羁縻部族向外迁徙的人口，更包括其他未在此地安置的北方民族部落破散后流入当地的人口。
对比幽、营两州可以发现，营州辖下诸州户均人口相对稳定，大体在3～4之间；幽州所辖几州户均人口略高，但也未高出中原诸道的平均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幽州本州的户均人口只有2.55人，这个数字放在天宝十一载(752)的整个国内，几乎已是最低水平。石见清裕统计了《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全部羁縻州的人户资料，在有数据可查的诸羁縻州中，户均人口最低为3.02人(烛龙州),最高为6.19人(单于都护府)。在灵、夏等17个羁縻州中，户均3～4人的有7个，4～5人的有5个，5～6人的有4个，6～7人的有1个。①我们将这一统计与上表对幽、营两州的统计结合起来。
户均2～3人有1州，3～4人有22州，4～5人有7州，5～6人有6州，6～11人有2州。结合前面两表的统计，我们发现，唐朝天宝年间全国羁縻州的户均人口以3～4人的情况最多。冻国栋曾对天宝年间的全国户均人口进行统计，得出如下结论：“唐天宝年间各道户均口数除山南道较低之外，大部分都在5口上下。其中以河北道最高，户均6.88口，河东、河南、淮南、关内、江南诸道各在5～6口之间。另从两唐志各道下辖州府之户均口数来看，也大体比较均衡，只有河北道的深州(饶阳郡)和陇右道的瓜州(晋昌郡)例外，深州户均18.40口，瓜州户均10.45口，超出本道户均口数的1～2倍。”②蒋爱花通过对墓志数据的统计，认为以保守估计而论，唐代平民家庭的户均人口为5.83人，而与官宦家庭结合统计后的一般家庭的户均人口则为6.43人。③据此来看，唐代的正常户均人口当维持在5～7人的水平，而中原诸州的户均人口一般相对要高一些。综合以上诸种因素，我们大体可以认为，以蕃部为主的州，其户均人口要低于全国正常水平。户均人口较少的原因，包括隐匿丁口、逃户增多、死亡、析户等多种因素。①在我们的统计中，幽州户均人口为2.55人，营州为3.80人，安东都护府为3.18人，均明显低于同期中原地区5～7人的水平。这里面不排除逃户等问题的存在，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正在于大量客户的迁入和内附蕃部的归顺。
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外部民族迁入的原因，但从深层来说，其实与唐朝对北方边镇的政策变化密切相关。开元二十五年(737),唐朝颁布了著名的敕书，规定：“自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常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②唐长孺认为这种现象与唐初“师不土著”的原则大为不同，其影响在于“既令诸军召募，投效者非边塞之人即久戍不归者，又得移家口，给田地，则边兵生活之凭借悉在于所隶之军镇”。③由于缺少直接数据，我们尚难以确认这一政策对于胡人的影响程度，但显而易见，大量入居边镇的军人中无疑包含了北方的诸蕃部族。对于这种变化，李鸿宾将其称为粟特人在河北的“地著化”,认为“军队与地区利益的结合，这是节度使据以存续的基础”。④事实上不仅是粟特人，各类入居的蕃部都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这是玄宗朝整体兵制变化的结果。可以说，从玄宗朝后期起，长征健儿逐渐取代了府兵番上，并在边镇诸州定居，使得大量新户出现，但由于入居边州时间不久，即使家口同往居住，每户人口也不是很多，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减少了当地的户均人口。
我们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首先，安史之乱前夕幽营地区的确生活有相当数量的胡人。其中幽州辖下羁縻州虽少，但由于人口基数大，胡人数量应当并不少；营州胡人占当州的比重高，但总人口在幽营地区不占优势，且多以羁縻州县的形式聚集于边陲地区，属于内附降蕃。两相结合而论，幽营地区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胡化现象。其次，就胡人的族属结构而言，幽营地区聚集了高丽、契丹、靺鞨、奚、突厥、粟特等多种民族，粟特人的数量是较为有限的。对于唐朝的河北胡化而言，胡人的入居和迁移只是一部分因素，较之更为重要的，在于胡人对河北政治和军事的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