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后期第二突厥汗国的东扩和契丹、奚的反叛，是河北胡化产生的民族背景。我们已经指出，河北胡化的起点是营州胡的形成，而营州胡两个最主要的特点即为：杂胡群居，政治导向。之所以将武周后期定为其开端，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幽营杂胡群体是从这时才开始形成的。尽管唐代初年营州就有靺羁首领突地稽的归附，高宗朝东北战局获胜后又有大量高丽降户，此外尚有大量契丹及奚族，但这些民族归根结底都还是东北亚民族。直至武周后期，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崛起及其东征，才有突厥、铁勒、粟特这样的北亚乃至中亚民族大量迁至营州，形成了营州胡杂种群居的显著特点。这是种族迁徙所导致的胡化。
军镇的普遍设立和长征健儿的职业化，是河北胡化形成的军事背景。随着突厥的侵扰和契丹的反叛，唐朝从武周后期起加强了对幽营乃至整个河北道的经营，大量军镇先后设立，长征健儿逐渐增多，长驻边镇的职业军人群体形成，甚至不乏代居幽燕者。武周中后期，随着契丹孙万荣的叛乱和默啜的频繁寇边，河北道最早开始设置武骑团，并在玄宗年间演变为常设的团结兵。①这些开天之际的兵募、防丁、屯丁及土镇兵，均被纳入广义的团结兵范畴。②这一批新设的军镇在河北道中南部更多表现出地方团结兵的特点，但在东北边疆的幽营诸州则是长征健儿日渐居于主体。开元八年(720)唐廷“敕幽州刺史邵宠于幽易两州选二万灼然骁勇者充幽州经略军健儿”③,这是幽州设置健儿的开始。及至玄宗朝中期，健儿尽管从制度上来讲仍然分番上下，但实际上已具有了职业兵的特点，即鲜明的身份性。④
上述研究提示我们，陈寅恪的胡化理论其实可以析分为两个阶段来递进分析，即幽营胡化与恒魏胡化。玄宗朝后期的胡化局限于以幽、营二州为中心的东北边境。陈寅恪的论述，是将整个唐后期的河北将领不分时代放在一起归纳，其中如罗弘信等人已迟至晚唐。陈寅恪所列的胡化安史将领基本都是幽、营二州之人，这与第二突厥汗国后期整个北方民族的迁移是相符合的。这说明叛乱爆发前的胡化武将主要集中在幽营二州，并未延伸至整个河北道。从文士的角度来看，胡化者主要限于安禄山的心腹幕僚，而其迁转也是通过京师等地的参军实现；至于其苦心征辟的诸多河北名士，则都是纯粹的中原士人，没有任何胡化特征。例如，高尚为幽州雍奴人且“寓居河朔县界”,但其迁转却经由怀州刺史李齐物荐举“并助钱三万”送于京师，经高力士提携在“天宝元年，拜左领军仓曹参军同正员”。⑤另一位中原名士甄济则无论从祖居地还是迁转途径，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胡化特征。⑥总体说来，天宝末年的河北道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胡化迹象，相反，当地世代累积的士族传统表现出极强的力量。中原名士甄济、梁令直①、崔夷甫等均曾受禄山延聘，但都在叛乱前夜逃离，身历叛乱的崔祐甫认为安禄山在河北采访使任内“外奖廉平，精择能吏，唯日不足”②,清楚地表明当时士人北走河朔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宦途迁转，而安禄山与河北士人的关系，还仅是一种纯粹政治层面的关系。叛乱爆发之后，深受安禄山赏识的平原太守颜真卿与禄山心腹、摄常山太守颜杲卿之间的迅速结盟，靠的正是颜氏强烈的宗族认同感，颜氏一门死难者数十人就是明证。因此，无论是武将还是文士的经历，都表明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胡化仅限于幽营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