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安史之乱及其后河北重要将领的族属、生活地域进行了细致罗列，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河北胡化的重要结论，其解答当从“民族迁移事求之”。这一胡化进程“在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便已开始，及至“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甚至“长安天子与河北镇将为对立不同之二集团首领”,是以“不待五代之乱，神州东北一隅如田弘正所谓‘悉化戎墟’矣”。④这一观点固然有解释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意旨，不过其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河北胡化与胡汉殊途，阐述“关陇集团”的种族变化。
陈寅恪对河北藩镇是以战斗为职业的胡化之区的论断如实地反映了唐后期这一地区的内在特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明河北藩镇是完全别异于中央文化的特殊区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河北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承习世业，而非一律拒斥周孔文教，河北以文化为媒介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内在的联系。①河朔地区也绝非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是为两京贵族所避之不及的为官之地，唐代后期士人北游河朔的现象也逐渐为学者们所重视。②毛汉光也指出河北胡化程度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表现，镇州暨滹沱河一线以北，其人以武质为主，以南虽然政治上是强藩统治，但社会上仍有若干士人，但是随着河北地区胡化程度之加深，河北南部地区的士人也不断地南移。③森部丰已指出在安史之乱前夕，恒州等河北中部地区便有粟特胡人聚居。荣新江进一步注意到叛乱平定后，在“排胡杀胡”的社会风潮下，大量粟特人入居河北。④
与此同时，河北藩镇的形成动因也得到了深入探讨。日野开三郎将唐朝在安史之乱平定后采取的对河北藩镇的措施称为“渐进主义”,这一方略直接导致了魏博、相卫、成德、幽州、淄青等广义上的“河北”藩镇的形成。⑤蒲立本探讨了叛乱对唐后期藩镇军事权力的影响⑥,认为“节帅攫取并把持地盘是此后数十年藩镇强权而中央弱势的根源”⑦。彼得森将幽州作为个案进行研究，重点强调东北藩镇的特殊性。①梅兆赞(Jon-athanMirsky)从中央与地方的结构关系入手，对安史之乱造成的地方势力尤其是河北藩镇的强大进行了深入分析。②中国学界倾向于将藩镇的形成归结为肃、代之际唐廷整体决策的失误，岑仲勉总结为“肃、代昏暗，辅弼无谋，安、史虽死，而安、史之乱却未定，于是形成晚唐藩镇之祸”③。方积六认为军事力量的强大、财力的雄厚、官僚的地方化以及地主豪强的统治，成为唐后期河朔三镇长期割据的原因。④黄永年认为绥靖安史降将是当时河北叛党势力尚强的情况下朝廷被迫做出的权宜之策。⑤
要之，我们在当今学术语境下讨论河北胡化问题，其实就是要探究8世纪以降的河北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至于“那个样子”究竟是什么,正是两种深刻的印象：胡人众多，藩镇跋扈。因此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对于陈寅恪的河北胡化论，彼得森提出了质疑：“这一引人注意的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作为依据。他的叛乱前的证据所指的不是整个河北，而只是具体地指边境地区；他用的叛乱后的材料——这是他论证的大部分依据——则错误地把一些具体的后果归因于主观设想的文化变化，而不是归因于这一区域取得的事实上的政治自治。”①易言之，这种“混淆”在为我们高屋建瓴观察唐代统治阶级氏族升降变迁搭建了可资凭借之平台的同时，又潜藏着往前一步而引申出河北胡化引发安史之乱的危险。对此仇鹿鸣认为：“陈氏之说大约可以抽绎出两个层面来加以讨论，一是对胡化范围及程度的考辨，二则是如何理解中晚唐长安士大夫眼中河北社会所呈现出的‘异质感’。”②这是很有道理的。何以安史之乱前恒魏诸州从未被视为化外戎墟，而叛乱之后便面貌焕然了呢?除了民族迁徙，这一转变恐怕还要更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去加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