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因素，在于唐朝出于统一需求而对河北进行的政治性描述。谷霁光很早便注意到了唐朝自立国以来便对河北一带存在的政治歧视与偏见③,这种偏见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变得格外突出。从唐朝方面来说，河北的胡化，与其说是种族迁徙所致，毋宁归因于政治上的相对孤立；与其说是社会实情，毋宁是一种政治话语的想象。在肃代之际特殊的政治形式下，“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发生新的转移”,平叛导致地方军事力量兴起，宦官权力膨胀，加之吐蕃侵扰不断，在新的内忧外患下，安史降将得以安堵河北如故，是以唐后期“河朔割据的形成，不单单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实际上还是新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一种局面”。①从叛乱平定伊始，中央对于河朔藩镇的猜忌和压制就未曾停止②,而以河东实权派为代表的唐朝地方军将与安史降将的关系更是剑拔弩张。元和年间盗杀武元衡案发生后，两京间曾就“伟状异制、燕赵之音者，多执讯之”③,长期的政治对峙使得中原社会对河朔产生了胡化的印象。我们不否认河朔社会本身存在的北方民族内迁现象，但这种带有歧见色彩的看法，似乎更多来自政治上的误导。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吴元济统治时期的淮西，史称申蔡之人“长者衰丧，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④,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隔绝导致的歧视性印象。从反面来说，与河朔一山之隔的河东在唐后期也有大量内附蕃部迁入，而代北尤甚，以铁勒诸部为主体的黄头军作为唐军劲旅驰名当时⑤,但无论是时人还是后来的学界均没有明确的“河东胡化”的概念。河朔诸镇与中央渊源已久的博弈对峙，加深了其于中原两京胡化、异域的印象。
如果从社会思想层面做更为深入的考察，则这种政治歧视与话语规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此前所说的“羯胡”典故的影响。“河朔”一词典出《尚书》,其中《洛诰》篇周公声言“我卜河朔黎水”,孔安国释“朔，北也”。①至于《泰誓》篇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孔安国更是明确以“河之北”来解释“河朔”一词，即以黄河之北为“河朔”。周武王在此大会诸侯，誓师伐纣，孔颖达概括为“戊午渡河，甲子杀纣”,充满政治敌对意味。②对于周人而言，“河朔”是殷人土境的象征，这一概念早在先秦时期便已与对立、异域等意象联系起来。③东汉末年，袁绍据有河北之地，“河朔”一词在时人话语中大量出现，一度成为袁绍割据的代指。④西晋时期，河北之地相继被石赵、慕容燕等胡族政权统治，尤其在晋室南迁后，“立功河朔”、恢复北土成为一种持续的政治口号。无论是作为逆胡石勒的发迹之处，还是作为桓温北伐的重要对象，“河朔”都成为中原王朝对于异族割据的一种固有意象。唐朝立国之初，这一典故被拿来现用，指称窦建德、王世充及罗艺等割据势力，如高祖敕文中有“河朔余寇”⑤之语。此后，这一观念波及中原人士对于当地文化的认知，如杨炯所作《王勃集序》便以“河朔之制”对“江南之风”⑥,以此形容两种文风的巨大差异。随着玄宗朝河北道辖区的明晰，“河朔”所指基本与河北道所辖无异，如称宋庆礼有“罢海运，收岁储，边亭晏然，河朔无扰”⑦之功，就是如此。而对于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人而言，这种意象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当时河北的割据状态，并与“羯胡构逆”的社会思潮完美衔接起来。
第三个因素，是河北藩镇自身为追求割据依据而刻意建构的“河朔故事”。在传统印象中，安史之乱对此后唐朝历史发展的最大“馈赠”当数河北藩镇格局，而河北藩镇的集中特点，便是所谓“河朔故事”。蒲立本认为河北本身远自北齐以来便存在着一种“分裂主义”。①作为一种父子相承、互为姻娅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故事”之下的河朔显然已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含义，有学者将其归纳为“节度使职位的世袭继承制、相对独立的自治原则以及比较模糊的上下尊卑关系”②,是颇为准确的。
“河朔故事”的雏形，来自安禄山谋士田乾真对于汉末袁绍据守河北的仿效。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颜真卿、颜杲卿相继起兵，河北诸郡纷纷归唐。两京战场上，在封常清弃守东都、荣王琬突然离世的情况下，玄宗起用病居京师的哥舒翰，唐军退守潼关。一时间局势骤变，安禄山认为高尚等人怂恿其叛变，怒斥以绝之。他向从潼关前线返回洛阳的谋士田乾真表达了内心的惶恐，而田则提出了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方略：“纵大事不成，犹可效袁本初以数万之众据守河北之地，亦足过十年五岁耳。”③此番对话在燕政权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打消了安禄山“大事不成”的顾虑，所谓“大事”,即指革唐之命，四面扰攘的燕政权显然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而安禄山以及高尚诸人叛乱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取代唐朝的新的统一王朝，叛乱前夕出现的五星会聚天象以及金土相代的德运说④,都是这一初衷的体现。但叛乱之后的复杂局面显然超出了安禄山的预期，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便未再返回河北，直至一年后为其子庆绪所弑，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个人的身体原因。至德元载(756)冬，在与肃宗的交谈中，李泌曾语及“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①,则这种据守河朔的思路已逐步显现。安史之乱平定以后，河北藩镇为了追溯其割据的合理性，刻意塑造出了安史父子的“四圣”形象。②所谓“圣”即“圣人”,唐人以之称呼皇帝。无论是大历年间田承嗣建立“四圣”,还是后来幽州将安禄山、史思明合称“二圣”,都是对自身合法性的追溯。事实上如果翻检文献，会发现唐朝本身便惯以“几圣”来指称此前几代的皇帝，而且从“二圣”直至“十圣”都有例子，显然是对当前政治行为的一种引经据典。我们不必惊讶于安、史被称为圣人，更不宜夸大这种称法的意义。对于河北三镇来说，追祀安、史，无非是对其父子相袭传统的历史依据的刻意树立。如果仅据此便断言河北的割据倾向，则无疑与当时的唐朝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可以说，河朔胡化并非以往认为的那样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同时胡化也与河北诸镇在唐后期的分裂倾向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两种倒果为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