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安史之乱的学术称谓和指涉范围予以辨析。“安史之乱”的提法，在中国和日本学界相对一致，日本学界称其为“安史の乱”,如1898年小柳司氮太编写的《东洋史纲要》下编第十六章题目即为“開元天寶の政治及び安史の亂”①。主要问题在于和欧美学界的对接。目前国内学界不时会将西方学界对此事件的指称译为“安禄山叛乱”,这种直译的方法在无形中使中西学界的研究对象发生了严重偏差。事实上，西方汉学界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从宏观构架上来说仍沿袭了唐代后期逐步形成的定义，即安、史两姓四人的持续叛乱。霍渥士()在1881年对契丹的考察中，将安禄山与史思明视为前后相继的叛乱，认为后者是对安禄山反叛的仿效(imitate),安、史的叛乱是一个整体。①1923年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在《草原帝国》一书中也认为，尽管757年两京光复，但唐朝的“内战并未平息”②。蒲立本在1955年出版《安史之乱的背景》时，将史朝义称为“安禄山的最后一位继任者”,而以史朝义北逃的762年作为安史之乱的终结。③同样，戴何都(RobertdesRotours)1962年法文译注本《安禄山事迹》的时间下限至宝应元年(762)十二月李怀仙杀史朝义，包含了完整的安史之乱。④在另一篇论文中，戴何都更是明确指出他所谓“安禄山反叛”(LarévoltedeNganLou-chan)是从755年到763年。⑤至于李豪伟()的《安禄山传》时间下限止于乾元二年(759),则因为其书是对《旧唐书》安禄山与安庆绪父子二人列传所做的英译⑥,足见欧美学界对于安史之乱和安禄山本人之间的关系区分明确。综上所述，西方汉学界有关“安禄山叛乱”等提法，实质与中国学界所指相同，应翻译并理解为“安史之乱”。
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胡化”论的形成理路予以简要梳理。“胡”在唐代史料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①早在肃宗于灵武即位时，即明确以“羯胡乱常”②指涉安史之乱，此后终唐一朝，“逆胡”、“羯胡”之类词语始终与这场叛乱相联系。这个事情被当作严格的学术问题提出，则源于20世纪初中日学界普遍关注的种族史学术背景。1926年，桑原骘藏发表《隋唐时代入居中国之西域人》一文，指出“从七世纪至八世纪初，东突厥之默啜成为当地新起的扩张势力”,当时“康、安等国人在突厥领土东部多有往来”,并在营州一带商胡中“占据主要位置”。③这篇文章后来被何健民译为中文，名为《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④1930年，冯承钧发表了《唐代华化蕃胡考》一文，认为各族羁縻府之设，使得“柳城胡得为奚、契丹、靺羁、高丽也，亦得为杂胡如安禄山之类也”⑤。1933年，向达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指出“康国人素以善贾市著称西域”,“北魏、周、齐以来北蕃部族入居中国者亦复不少，北蕃有十二姓，其中即有康姓一部落；柳城康姓，当即此辈”。⑥1943年，陈寅恪撰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当时名为《唐代政治史略稿》),在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陈氏提出其著名的文化种族观，指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认为“凡康安石等中亚月氏种人，皆以勇健善战著闻”,具体到这场叛乱来说，则“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