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对营州胡的形成过程做出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这只是族属层面的变动。安史之乱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事件，政治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安史之乱与中央政治的关系，是自古以来议论最多的。《旧唐书》认为李林甫为固位，“杜出将入相之源”,因而“用寒族、蕃人”,使之得以“专任大将”,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①司马光进而将节度使的权力归纳为久任、遥领、兼统三个特点。②这可以看作关于安史之乱与中央政治之关系最早的论述。而在现代史学意义上，则是陈寅恪最早提出观点，指出唐代皇位继承的不确定性导致皇帝与太子关系的恶化，在唐前期由于强干弱枝的政治格局，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对北衙禁军的争取，在唐后期则表现为宦官专权。③继陈寅恪之后，汪钱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吏治”模式，对后人研究玄宗朝政治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汪篾看来，武则天以女主掌政，间接加剧了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而“开科选士”和“破格用人”又在客观上助长了朋党之风，这两大因素直接影响到玄宗朝政局的走向。大体而论，玄宗朝的文学派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以文章作为士人进退标准，重视科举取士，排斥胥吏杂途，此派“是承袭武则天破格用人崇尚文学的观点”;吏治派以宇文融、李林甫为代表，主张“择官的标准应凭才识吏干，不应专用词章”,其思想源头可溯至张柬之等“五王”和故相姚崇的施政举措。双方的派系争斗和势力浮沉塑造了开天之际的政治格局，而天宝年间的几起大狱则实属这一问题衍生出的“私人争权”。①此后，蒲立本提出“中央化”(centralization)观点，即玄宗朝为解决当时的各方面问题而不断加强中央权力，最终导致党争严重、边将权力膨胀②,李林甫专权是上述矛盾的集中体现，“过度依赖于一人之能”而使其基础“岌岌可危”,以制度稳定为代价换取行政的高效率，却最终“退化为(当权者)个人野心和一己私欲的满足”③。制度既已毁坏，因此当李林甫死后，安禄山与杨国忠的矛盾日益激化，从而走向反叛。唐华全对党争与安禄山势力崛起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李林甫与太子两大集团的矛盾是玄宗朝后期最重要的政治斗争，作为其地方亲信的军事力量，安禄山的势力随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因而玄宗即位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为了增加中央税收，玄宗先后任用宇文融、裴耀卿、韦坚、杨慎矜、王铁、杨国忠等人负责财政，强化使职差遣。虽然中央财政得以充实，但地方行政体制大为削弱。李林甫的当政可以看作这一中央化的最高体现，但正是他对文士及贵族的打压、对胡人边将的重用，使得安禄山得以发动叛乱。总体说来，蒲立本延续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家对于安史之乱的解释，与温公不同的是，蒲立本在叙述背后始终关注着制度性的东西。与“中央化”的核心概念相联系，他同时划分出了“文士”(literati)、“贵族”(a-ristocrats)、“士族”(gentry)、“权相”(dictator)等不同集团。要而言之，文士指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的政治力量，贵族包括皇室、宦官、宗室等群体，士族特指江南的南朝士族，权相即指李林甫及其党羽(henchmen)。
着李林甫权势的膨胀和玄宗的宠幸而迅速壮大。①任士英观察到玄宗朝中枢辅政体制崛起的现象，主张从政治体制变化的层面来分析天宝党争与安史之乱的关系。他认为：“唐玄宗通过政治体制的调整对皇太子权力地位的压缩与防范，特别是中书令因中枢辅政体制的调整权力滋长成为首相，使其能够在执行皇权意志的前提下挟其权势以倾动太子，才是来自政治体制方面的深刻根源。”②
上述研究从政治史的角度对安史之乱的爆发做出了相对完整的分析，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于，并非玄宗朝的一切政治斗争都与安史之乱存在因果关系。易言之，我们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寻安史之乱爆发的直接原因。细审前贤所论，可以看出其论述的焦点仍在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斗争。因此，本章选取天宝政局作为切入点，对叛乱爆发前幽州局面形成的政治缘起和人事因由予以进一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