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内禅之后，王叔文集团覆灭，宪宗即位，“致太平”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词。先秦以降，“太平”一词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政治话语中，并在特定时期作为特定工具被加以利用，往上可溯至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所提出的“致太平”口号①,往下则是北宋道学兴起的重要政治追求②。但对于唐人而言，“太平”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都有源于本朝的“今典”可供追循。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唐人的“致太平”理念予以具体分析。
“太平”一词首次在唐人语境中大量出现，是在贞观年间。③及至宪宗即位后，唐朝上下普遍存在着对于天下重臻太平的想法。宪宗的“致太平”理想得到了普遍的学说支持。首先，从天道周始、国运兴衰的宏观视角出发，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学家提出了六十年轮回重归太平的观点。
元和四年(809),韩愈在送别李益自幽州往东都时，提出了“国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数穷六十，其将复平；平必自幽州始，乱之所出也”④的重要观点。若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计，“其年岁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数穷六十”。这种干支循环复始的理论，由于元和四年(809)唐廷用兵成德而变得烜赫一时。元和五年(810),永州别驾柳宗元曾致书罢相的淮南节度使李吉甫，盛赞其功业为“相天子，致太平”,具体表现为文教上“经术兴行”,武事上“暴乱翦灭”。⑤这说明在元和朝前期，“致太平”已经成为一种付诸实施的政治举动，而**平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实现太平的重要途径。六十年重臻太平的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元和十四年(819),谭忠曾向幽州节度使刘总敷陈大义：“凡天地数穷，合必离，离必合。河北与天下相离，六十年矣，此亦数之穷也，必与天地复合。”①谭忠的观点与韩愈如出一辙，足见即便在河北，天道变易的想法也已颇为盛行。这种六十年重回太平的观点，背后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学家在思想上的诉求。韩愈将唐代的历史演进比附于历史上的王道兴衰，认为“仲尼既没，诸子异端，故荀孟复之”,“周隋之世，王道弗兴，故文中之有作”,这是唐以前的两次王道中衰；及至“唐兴，房魏既亡，失道尚华，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残”,唐朝的王道中衰在韩愈看来须由“吾约二三子同致君复尧舜之道”。②向往三代之治是古人常有的政治情结，“尧舜”更是对圣明君主的习惯比喻，如杜甫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韩愈通过历史的比附，将“致君尧舜”提升到了恢复“王道”的高度，尧舜“由王道政治中的上古圣君变为儒道传承的精神偶像”,“王道乱，则有儒者出，儒道得传”。③
具体到唐代来说，则是恢复贞观一朝的盛世。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武后之弊”与“安史之残”成为两个重要的反面标志。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在宰相张说的极力促使下完成了东封泰山之举，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武周时代予以定性。张说通过叙写国朝马政的发展史，借马政言人事，建构起了一个唐朝发展的政治谱系。在《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中，燕公借用《左传》中卫文公复国的典故，将玄宗喻为恢复唐室的中兴之主。④元和元年(806),退位太上皇的顺宗驾崩，衬庙之时“将行祧迁之礼”,朝议以为“中宗中兴之主，不当迁”,而蒋乂则认为中宗即位不久即“受母后篡夺”,后经“五王翼戴，方复大业”,因此“止可同于反正，不得号为中兴”。①
其次，从政治层面来说，宪宗朝的“致太平”实质上是对代、德二朝姑息之政的间接否定。德宗即位之初，幽州、成德、魏博、淄青四镇联合反叛，尽管未能独立，却迫使唐廷承认了父子相承的“河朔故事”,并在中央与河北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②我们看到，终玄宗一朝唐廷上下并未有“太平可臻”的愿望，当时的人对于国家的政治现状总体上是认可的，代宗以降唐廷对于国家现状的不满和对于唐初盛状的追及，是玄宗朝所不具有的。显然仅有政治比喻，仍不足以突显安史之乱的转折地位，“致太平”的政治呼声，从根本上说源于唐廷强烈的现实诉求。这种诉求首先表现为对贞元政治的否定。永贞内禅之后，王叔文集团覆灭，宪宗方得以继位。尽管对德宗本人的评价颇为敏感，甚至韩愈要以《毛颖传》这样的俳谐文体表达“伤陆贽、讽德宗”之意③,但宪宗朝对贞元年间乃至整个德、顺二朝的朝政却产生了普遍的质疑和反思。在这种反思的舆论之下，建中以降的朝政被与朝臣内斗、信用佞臣、绥靖藩镇等画上等号。正如陆扬所说，宪宗“改变了安史之乱之后，特别是德宗以来的政治游戏规则”④。具体到政治层面，则“这种重建权威的当务之急，就是通过外御强敌、内平藩镇和重建思想文化的系谱来强化皇权”①。韩愈与王叔文集团并无本质上的联系，且对柳宗元等身处其中的友人持批评态度。②及至宪宗即位，唐廷一改往日的绥抚策略，希望将河北诸镇节帅的任命权力收归中央。元和十年(815),刑部员外郎崔元略在为宦官李辅光撰写的墓志中，以“内臣干国，率多纵败”来指代“建中岁，德宗御宇”的朝中情形。③元和十四年(819),崔群在与宪宗论及玄宗治国得失时，提出了将张九龄罢相作为唐代盛衰变易节点这一影响至为深远的观点。他认为：“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④长庆四年(824),韦处厚上疏新即位的敬宗称：“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⑤作为《德宗实录》的主要编纂者，韦处厚的这一观点也集中体现了宪宗以降的史家对代、德二朝政治的反思。韦处厚将德宗初年河北藩镇的叛乱归因于杨炎、卢杞等朝臣的朋党斗争，而事实上他本人正身处于牛李党争的旋涡之中，这段论述的起因也在于“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恶李绅，乃构成其罪”⑥。显然，这一影响至深的论断并非单纯出于历史学的考虑，而是基于宪宗朝以降党争日炽的政治诉求。及至武宗、宣宗年间，对安史之乱以后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分期，这在杜牧的著作中有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宪宗的文治武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杜牧明确认为“元和功德，凡人尽当歌咏纪叙之”①,元和中兴成为时人的共识。
要而言之，安史之乱的特殊地位，源于唐人在现实政治利益驱使下对于本朝历史的层累书写和持续塑造。综合以上论述来看，后世完整意义上的“安史之乱”,其形成至少结合了两层重大因素，即“羯胡乱华”的中兴隐喻，以及王朝衰落的政治诉求。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开元十三年(725)东封泰山时，张说只是将武周时期定义为如马政一般的凋敝，玄宗即位后唐朝的国运重趋昌盛；而代宗以降的舆论则普遍认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趋于凋敝。简言之，玄宗朝的时人认为“一度不好而现在很好”,代宗以降人们则日益倾向于认为“曾经很好而现在不好，但将来一定会很好”。可以说，两宋以降人们所谈论的“安史之乱”,其实是一段叠加形成的唐后期政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