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细审胡化论的发展演变脉络，我们会发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众将领的特殊身份，亦即史籍中反复强调的“营州杂种胡人”。尽管粟特说久盛不衰，但它存在的根本缺陷在于，粟特人在唐代官方史籍中并无明确的人户记载，单凭个案的叠加来阐释胡化，难以使人信服。与之相对的是大量东北民族的数量记载。以往学界的争论，重点在于“杂种胡”,但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加翻检，不难发现其表述约略有“营州杂种胡人”、“营州杂胡”、“营州柳城胡”几种，其核心并非“杂种”,而在于“营州”。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中原地区的人们普遍产生了胡人南下、胡人作乱的看法，此后的叛乱期间，史籍中常能见到燕军尤其是其主力曳落河“北走范阳”的记载，清楚地表明其与幽营的密切关系。这些叛乱前夕在东北边境日益集聚的杂胡群体，并不是叛乱爆发的首要原因，但无疑是安禄山赖以培植其力量的无形温床，是一股潜移默化地推动幽营独立趋势的巨大力量。在叛乱爆发后，随着叛军的推进，其种族因素被播撒至河北、淄青乃至江淮的广大地区，对整个唐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唯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个群体进行专门的界定、划分和鉴别。营州胡是河北胡化的起点，其本身所兼具的杂种、政治等特有属性，决定了由其开启的河北胡化进程绝不仅是一次胡人的南迁，而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动。这场变动随安史之乱而爆发，又在长达八年的叛乱中产生了细微而重大的内部变动，萌生着此后河北政治和种族的诸种因素。
大体而论，学界对于“营州胡”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营州胡”特指聚居于营州的混血粟特人，这与“胡”在中古时代的含义相关。陈寅恪认为“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①。尽管从文献学来看，中古“胡”并不专指粟特人②,但“杂种胡”的说法仍被很多学者理解为与其他民族混血的粟特人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营州胡”统指生活在营州的诸蕃部族，这与营州特殊的种族结构有关。营州地处唐朝东北边境，是平卢军与安东都护府的共同驻地，主要管辖契丹、奚等东北蕃部以及高丽降户。然而无论上述哪种观点，都很难与一个基本事实达成调和，即对于僻居唐朝东北边疆的营州以及安东都护府来说，其首要任务在于治理当地各个种族蕃部，包括高丽、靺鞨、契丹、奚诸种东北亚民族。①这批民族最早安置于营州，数量上也占有绝对优势。史载“高丽国旧分为五部”,高宗朝为唐所灭后，唐朝“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②虽然并非所有高丽降户都被唐朝有效控制，但其中相当部分以部落或流民身份融入安东都护府辖下。契丹的主要部落窟哥等部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另一孙敖曹部则早在武德年间即“与靺羁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③这一类蕃部原本的生活地域便在唐朝东北部，此前或为部落或建国家，但都在唐前期被以羁縻的方式集中安置在营州。根据《旧唐书·地理志》天宝年间的数据，契丹、靺鞨共占营州都督府所辖蕃户的80%以上。而如果计入高丽降户，则高丽、契丹靺鞨、其他部族三者的比例为1:1.15:0.24。显然，仅以纯粹的人户数来统计，突厥、粟特等部所占比重无疑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