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第五章 客观自由，第二部分：个人自由的社会条件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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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提一下，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探讨并没有终结于这些来自斯密的赞扬市场和分工的观点。因为黑格尔比斯密更加敏锐地意识到，完全不受管制的经济是有内在缺陷的。市场虽然在生产物品时极其有效，但在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时，它就自身而言并不是一种完全合理的手段。之所以这样讲，最重要的理由是市场尽管促进了大量物品的生产，却不能保证它们的合理分配。①后者所要求的不单纯是拿出足够的物品来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需要，而是物品的分配应该让每一名个人的物质需要都得到满足——这是一条更加严格的要求。[黑格尔所设想的好处不仅涵盖了整体的福利，而且涵盖了一切人的福利(§§125,230);所以在市民社会中，“所有个人的福祉都应当获得满足”(VPR2,189)。]为了使全体社会成员有可能支持市民社会，并在承担他们在市民社会中的角色时如同“在家里”一样(从而是自由的),他们就必须能够认为社会的繁荣不会与自己的私人苦难相伴随；因此，市民社会庞大的生产能力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单纯地创造财富，而是向每一名个人保证他的需要会得到满足(§230)。可是黑格尔认识到，财富的巨大落差、包括极端的贫困是不受管制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后果(§§185+Z,241-245),而当个体参与者成功发财、从而获得人们在社会合作中生产的物品时，这却是由“或然的情况”(§§200,241)决定的。出于这个理由，市民社会若要完全成功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市场就必须与另外两种制度相伴随，即同业公会和黑格尔所说的“警察”。同业公会在应对贫困问题时的主要任务是保障自己成员的需要，因为他们有可能要么没有工作，要么被“或然的情况”所影响——祸不单行的事情并不罕见——无法作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参与者达到自足(§§252,253A)。可是同业公会显然不足以彻底消除贫困，因为市民社会的许多成员——比如做零工的和缺乏技能的工人(§252A)——并不从属于任何同业公会。黑格尔若要就贫困问题设想一个总的解决方案——许多人以为他并没有这样做①——那么这个方案必定在他对警察(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公共事务机关)的叙述中。

就物质需要的满足而言，警察的头号职责是促进物品交换，照顾公共健康，并确保生活所必需的商品的质量(§§235-236;VPR2,190;VPR4,597)。它似乎还要负责确保市民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获得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要所要求的物品：“关于穷人的问题，[公共]权力接替了家庭的地位……顾到他们的直接匮乏”(§241)。不过，黑格尔实际上从来没有为这个在现代尤为显著的(§244Z)社会病症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全心全意予以赞同的解决方案(这是他值得称赞的地方),尽管他为此付出了长期努力。虽然公共福利体系也许看起来明显可以应对贫困问题，而且完全属于警察的职权范围，但是黑格尔对这样一种提议的疑虑是很著名的。[在他含混地提到“公共赈济机关”(§242A)时，他最接近于赞同一种由国家资助的福利体系。]他的理由与当代围绕贫困的“文化”[指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社会理论，它试图从穷人的主观精神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研究贫困代代相传的原因。许多学者不能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文化”一词。——译注]产生的辩论并非毫无关系：虽然以捐赠的形式援助穷人也许可以应付物质需要的问题，但这种做法却使穷人无法获得市民社会中的参与者所能得到的一种(在他看来)更加重要的好处，也就是一个人由于凭借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来满足物质需要而产生的“精神”满足——自尊和他人的承认(§§244+Z,245)。

黑格尔还拒斥了另一个提议，即公共事务机关可以用国家的钱创造岗位，由此缓解贫困。他在这里的理由是经济的，而不是伦理的：人为创造的岗位只会加剧生产过剩的现象，这是贫困最初的起因。如果根本问题在于生产出来的物品超过了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买主的物品，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更多的岗位就仅仅意味着生产的增长，并最终意味着私人部门中的岗位会流失得更多(§245)。(黑格尔当然没有想到凯恩斯的药方，即用国家资金雇用失业者去从事公共工程，这些工程会改善生活质量，却不会助长物品的生产过剩。)在考察了私人慈善、济贫税、让穷人自谋出路乃至国家颁发的乞讨执照之后(§245+Z),黑格尔承认，现代贫困还没有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与市民社会的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245):“因此，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缺乏消除贫困的力量。它只能求助于一种不属于它自己的力量，即土地所有权。这不是市民社会在自身内部所拥有的某种东西；毋宁说市民社会必须指望某种别的东西。这显示出了殖民的必然性。”(VPR2,198)黑格尔的结论是必须依靠殖民——或者更浅显地讲，依靠帝国主义——来缓解贫困；这对他的理论志向造成了严重打击。这个解决方案显然未能符合他本人关于合理社会制度所提出的标准，因为它意味着现代社会秩序恰好不是一个稳定的、自足的体系，而是必须依靠某种在它自身之外东西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即使我们不再专注于单个民族国家，而是把整个地球视为一个渴望自足的单位，在这里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如何能与被殖民的土地上原有居民的自由相容；不仅如此，黑格尔所提出的药方至多也只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它只有在地球上有些部分没有被殖民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在那之后，黑格尔所设想的完全合理的社会秩序又如何能得到实现?

黑格尔本人承认，难以解决的贫困指出了“市民社会概念中的一个深刻缺陷”(VPR2,201)。鉴于这一点，我们很难设想人们如何能避免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按照黑格尔本人的标准，他未能证明现代社会世界具有完全的合理性。然而，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个失败丝毫不能驳斥黑格尔的伦理(Sittlichkeit)理论在评价社会秩序时使用的规范性标准。由于我在这里的目标是捍卫并阐明这些标准，而不是论证我们自己的世界可以符合它们，所以我不会考察我们能否既为贫困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又让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得以保持完好。就我的目的而言，我只需要清楚地表明为什么持续贫困对于黑格尔主义社会理论家必定是不可接受的，并进一步指出对市民社会的当代批判有可能在黑格尔对什么可以算作合理社会秩序的叙述中找到怎样一个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