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承认了黑格尔对现实社会秩序(即完全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叙述的一些方面不再能得到接受，一个可能的回应是：首先，保留黑格尔关于社会秩序的理想，即个人在其中参与的社会制度圆满顺应了自决主体性的一切渴望，由此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特殊身份；然后，否认黑格尔进一步的主张，即现存制度有能力实现这个理想。于是，社会哲学的任务就是重新设计社会制度，用一些措施——比如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公社化——使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和与世界的和解成为可能。这在本质上是黑格尔左派的回应。这个立场的问题在于，它恰好既在错误的地方追随了黑格尔主义社会理论，又在错误的地方背离了这个理论。它把黑格尔理论所允许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替换成了社会批评的一种激进形式，这种形式力图摧毁现存制度，把这些制度替换成编造出来的、未经尝试的乌托邦猜想。黑格尔对雅各宾恐怖的观察足以使他确信社会批判的这种形式是危险的，而且最终是无效的。同时，黑格尔左派的立场倾向于保留黑格尔的末世论信仰，即一个具有完全的和最终的合理性的社会秩序是可以在这个世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建立起来的。这个立场维持了黑格尔的一个可疑的理想，即有一种社会秩序可以一劳永逸地满足理性的全部需求；它与黑格尔的末世论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它断定完善的社会秩序是指日可待的，而不是已经存在的。相反，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黑格尔主义社会理论能否对它自己关于什么构成了善的社会秩序所做的叙述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也就是对它自己的善的标准采取一种态度，既允许个人把他们的社会角色作为他们本人身份的一部分来加以肯定，却又认为这些规范性标准在意外的历史发展面前可以接受实质性的修改。
由于在这里提到的两种当代批判当中，女性主义家庭批判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接受，所以我们现在自然可以开始讨论黑格尔的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放弃它的一个主张，即它占据了关于合理社会秩序的最终真理，却不用因此就抛弃它关于社会自由的本性的核心学说。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如果可能的话——必定在于表明，虽然女性主义家庭批判所要求的社会变革显然在某种通常的意义上是实质性的，但这些变革并不激进，因为(按照之前的界定)它们与伦理(Sittlichkeit)理论的原则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换句话说，我需要证明的是：黑格尔的理论能够顺应一种社会批评，这种批评所要求的虽然不只是使现存制度符合它们自己内在的理想，却也谈不上从一个外在的视角——外在于这些制度渴望体现的基本价值观——彻底拒斥它们。我将在这里证明，我们有可能把女性主义家庭批判、至少把它的一个广为接受的版本恰好理解为这种社会批评的一个特例——这个例子所代表的批判可以被称作“实质性的内在批判”①。这个论点的一个后果是：女性可以在接受女性主义家庭批判时不用最终放弃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所拥有的实践身份。女性主义家庭批判向她们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她们应该不再想要成为母亲、妻子和女儿，而是她们——最终当然包括与她们一起生活的男性——应该实质性地修改她们对这些角色应有的内容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