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EmileDurkheim)在前人对“共同体”的研究基础上，将研究范围和途径更加明晰。在1893年发表的《社会分工论》中，他以“机械团结”来表述他的共同体思想。他认为，“机械团结”代表集体类型，是“个人不带任何中介地直接隶属于社会”,而与之相对的“有机团结”则代表了个人人格，即“个人之所以依赖于社会，是因为它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因此，“机械团结”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组成，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表现为集体类型；而“有机团结”的社会是基于功能上的耦合而连接起来，是以个人的相互差别为基础，个体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别人发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共同体社会中，个人属于集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观念远远超过了成员自身的观念，个性没有张扬的机会。用涂尔干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第一种意识里，我们与我们的群体完全是共同的，因此我们根本没有自己，而只是社会在我们之中生存和活动。”①相反，在城市社会中，人们通过劳务和商品(而不是血缘和地缘)联系起来，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人格和特征，从而赋予了个人以人格。
五、现代语境下的共同体思想
随着现代性的高歌猛进，传统被席卷，共同体思想在现代也呈现出新的状态。传统的共同体不断走向瓦解，使得人们从枷锁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主权和自由。但伴随而来的是确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感的丧失，人们日益陷入了孤独和焦虑的境地。因此，为了解决传统共同体消解所带来的问题，人们作出了新的思考与探索，现代语境下的共同体更重视利益诉求、价值表达、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并不再受到地域因素的限制，各种“脱域”共同体进入人们视野。
后现代性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指出，共同体是一种“感觉”,因为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共同体中，人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共同体”并不意味着一个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个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共同体固然给人以确定性、信任、相互理解、亲密和谐、安全感，但也意味着要放弃部分自由，为了得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需要付出自由的代价。确定性与自由之间的争执，抑或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争执，永远也不可能解决。在鲍曼看来，共同体总是过去的事情或者未来的事情，是我们失去了的又无法不希望重归其中的天堂。②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能像凤凰涅槃一样被再次放在一起并被整合为一体，如果它确实获得新生，它也不会以保存在记忆中的那种形式出现，同样地，“身份认同”也只不过是一个与共同体一样的替代品，在我们这个迅速被私人化、个体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这两者无论是哪一个都是不可实现的。①
2005年，胡必亮首次提出“关系共同体”概念，把网络概念和共同体两个概念联系起来。关系共同体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中间结构的结果方面，即重点关注那些最终可能出现于关系之外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并不是传统西方社会思想中的封闭的共同体，而是开放的社会网络。②在他看来，不同关系的连接与扩张构成了关系网络，关系共同体就是对于关系网络或者关系群体所要表示的内容与含义的概括。③例如，血亲关系通常都会与宗亲关系、乡亲关系相交织，形成很复杂的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关系群体(落);生活中作为个体的人，通常也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将自己与自己的熟人和朋友联系起来，形成各自的关系群体。这些不同的关系群体，实际上就是关系网络。④
根据“关系共同体”思想，开放性、虚拟性特征是其显著特征。开放性体现在关系共同体其实是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做关系”“关系运作”等方式建立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社会；虚拟性体现在关系共同体可以是有形的社区或社会，也可以是无形的、无边界特征的关系网络。①总之，关系共同体理论将长期以来人们将“共同体”作为一个封闭的社区概念与“社会”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概念相对立的片面看法纠正过来，因此突破了传统的共同体的“地域性”,在所谓的封闭的“共同体”与开放的“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更近的“全球化与自主性”研究项目中，多位学者考察了全球化对个体和共同体的自主性产生的影响。在此项研究中，各式各样的共同体显示出的自治性和自主性意义，使得共同体在全球化背景下依然具有新的生命力和意义，这与鲍曼的悲观看法有差异。②在此项研究中共同体出现了一些替代定义，学者们所关注的共同体既包括本地化共同体，也包括全球性的、国家或地区性的共同体；既包括基于地域的土著共同体，也包括随着紧急情况造成的压力和危机而产生的新共同体；既包括资源主导型共同体，也包括移民共同体；既包括基于领土的实体社区，也包括虚拟社区的网络共同体；既包括土著居民、移民、妇女、劳工等的各式各样的自治社区与组织，也包括各种登山共同体。各项案例研究表明共同体仍然是产生信任、归属感，并使人类迈向已选目标、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组织形式。
在多变的全球化背景中，共同体重新认定其身份和功能，共同体水平和规模存在嵌套和交叉，共同体也在不断被重新制定。在全球化背景下，共同体的地方性确实受到挑战，原住民共同体的陈规旧俗局限于过去，而网络共同体则越过地域的限制进入了现实的共同体中，共同体总是处于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的不断互动之中，当地的身份可能被重新界定。①
近年来，国际政治中也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共同体”一词被越来越多地提及。19世纪，在社会处于重要转折点之时，滕尼斯提出共同体理论。当下人类社会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社会步入“地球村”时期，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人类社会空前地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生态等问题也在不断涌现，这是人类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人们对“共同体”这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有了重新认识，尤其认为“伦理型的熟人共同体”所体现的“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精神是当今世界所急需的。所以，“共同体”是最能准确地描述当代社会的处境和心理状况的词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对一个古老概念的传承和借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的弘扬，也随时代变化被赋予了新的积极内涵；既反映出历史大势和现实世界的利益纠缠，也充满传统中国的智慧和经验，更带有对未来社会的殷殷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