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恐怖主义全球扩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恐怖主义已经演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全球化势力，恐怖组织利用跨国网络进行运作，从地球的某一个遥远角落控制着地球另一端的暴力行为”①。根据2019年度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全球最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前五个国家是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亚、叙利亚、索马里；尽管2019年全球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连续第五年下降，但西方国家极右翼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自2014年以来增加了250%,2019年有89人被杀害。②阿富汗作为邻国，又地处“亚洲心脏”,其动**不安将为恐怖势力滋生与壮大提供有利土壤。特朗普政府在下台前夕，公然撤销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的恐怖组织定性，并决定从阿富汗完全撤军。美国变相支恐的行为极大地刺激了“东伊运”气焰，加之拜登上台后从阿富汗的仓皇撤军进一步加剧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叙利亚冲突已经持续11年，美、俄、土、伊等多国卷入，其境内还有各种反对党武装、库尔德武装、伊斯兰国组织、东突分子等，多地战事不断，恐怖主义活动时有发生，造成600多万难民无家可归。伊拉克目前政局动**，IS残余势力依然存在，暴恐活动频发，抢劫、绑架、部落冲突等问题时有发生。人类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建立国际反恐合作的人类安全共同体。
面对以上安全问题，传统安全观无法化解人类安全困境，需要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安全共同体”指的是通过多边直接互动和长期互惠互利的一组高度一体化的人群，彼此之间形成共同的意识、期待或共享的身份、价值和意义，即“他们的一体化已经达到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并形成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和惯例，这些广泛而强有力的制度和惯例就是要长期保证其区域内人们对和平变革的可靠期望”①。“他们确信共同体成员之间不会诉诸战争，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②共同灾难或重大威胁的出现，有利于安全共同体的构建。③安全共同体形成后，在外部强烈压力和内部交往机制长期塑造之下，可能出现国家之间明确的身份界限，边界壁垒可能变得模糊而消失，相互信任和对集体的认同加深，不再诉诸武力和战争方式解决矛盾，而成员国之间为了更高的集体使命和共同命运目标而奋斗的责任感越来越强烈。④
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2014年5月，习近平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表示要“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之后，习近平在多次的外交场合中，反复提及和强化新安全观，并将其作为处理双边安全与多边安全问题的外交新理念。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并再次强调各方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新安全观的精髓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之内和关键要核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重要性，并提出通过对话协商方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①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在国际安全、国际政治、国际战略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中国方案，是站在构建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的重要思想，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