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除文化统治和政治统治之外，还存在一种经济统治，也是安德森试图想要说明但却没有真正说明的一个方面。在葛兰西对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的说明中，安德森指出：“显然，被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中所遭受的直接经济限制的整个范围无法被归为压迫或同意——武力或文化说服的任何一种政治范畴。同样，无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这一正式二分法作为初始工具多么必要，都无法产生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同制度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知识。”①在安德森看来，这一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二元关系根本无法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复杂存在与结构，因为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外还存在一种更为根本的经济权力，这也是安德森所要指出的葛兰西说明中的真正内在缺陷。安德森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配给所有的男男女女不同的社会阶级，并通过他们在生产方式中的结构位置来加以界定，这一阶级的划分便成为法律自由和公民平等的潜在事实。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的争论和交锋中，安德森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的事实，但这一事实却被排除在他们所设想的各种公平、正义等原则和程序的政治或哲学议程之外。对于哈贝马斯的协商制度而言，安德森指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就是其平等的法律制度背后的真正事实。“不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有多么不平等——让我们声明，这种说法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几乎完全找不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产生的法律结果仍然会是‘公正的’,倘若它们获得的相互交谈的机会是平等的话。随着这根魔杖的挥动，不平等竟然又变成某种类似平等的东西。”①同样，对于罗尔斯(JohnBordleyRawls)所设想的正义理论而言，安德森也指出这一正义理论的背后所渗透的是深层的社会的不正义和经济的不平等。“如果现代国家像罗尔斯所描述的那样，身处在民主信念和传统之中，那么在公民自由和平等的实现上怎么可能出现僵局?……如果罗尔斯追求后半句的逻辑，而不是迷惑人的前半句的逻辑，不是去迎合国家，而是更多地关注僵局，那么他肯定会写出一部更好的著作。他这部主要著作所需要的续篇，其标题应为《非正义论》。”②因此，在安德森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权力的视野中，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是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所竭力掩盖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安德森试图提出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权力结构的总体模式，包括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三个层面。其中，经济权力，也就是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统治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居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文化权力，也就是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统治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居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权力，也就是强制的或暴力的统治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居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它们既相互区别，又彼此统一，由此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权力结构模式，也是一种整体的和总体的权力结构模式。同时，在这一总体的社会权力结构模式中，安德森尤其凸显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权力，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独特的统治方式，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东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区别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强调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这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最主要障碍之一，也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克服的最重要难关之一。
基于以上对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结构模式的认识，安德森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策略，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想走向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政治层面的激进变革，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构建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全面变革。同样，对于社会主义权力而言，只有当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在性质上完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时，权力才可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层面和要素中回归到无产阶级或人民大众的手中，而非掌握在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的手中。这样的革命才是完全的和彻底的革命，这样的社会也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这样的权力才是真正大众的权力。因此，安德森所提供的策略是一种“革命的政治学”,所期待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民众领导权”的理想社会。
(二)东西欧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
安德森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做出了重要说明，而且试图对东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类型差异做出重点诠释。这是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相关的更为宏大的问题，同样需要回到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的核心文本去解决。在这一核心文本中，葛兰西做了初步的回答。在他看来，在东方，国家优越于市民社会；而在西方，市民社会优越于国家，也就是说，在东方，国家的政治统治发挥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在西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发挥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
在安德森看来，尽管葛兰西试图理解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但他从未能够对东西方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类型差异做出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因为，“这一简单的地理对比包含着一种不受质疑的东西方之间的同时代性。然而，如果转向社会结构，它暗含了某种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历史对比”①。尽管葛兰西强烈意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新奇结构，但从未意识到俄国的绝对主义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封建国家机器；相反，列宁认识到了俄国的绝对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国家机器，但始终没有认识到西方议会制与东方独裁制之间的真正区别。在《社会主义策略问
题》(1976)中，安德森就已明确指出东西欧国家之间的结构差异，前者是沙皇专制的封建主义国家，后者是议会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随后，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区别，认为西欧国家是一种代议制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东欧国家尤其是沙皇俄国，是一种专制主义的独裁政府。这一区别就使得东西方之间的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是历史上的。
那么,东西方之间的社会权力结构类型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呢?安德森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的思考。他认为，如果东西方之间的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仅仅包含一种地理的或空间的差异，那么这一对比就是一个谬论；如果两者间的差异包含了历史的或时间的差异，那么这一对比就是正确的。因此，对欧洲封建主义的不均衡发展历史的理解就成了解决东西方社会结构这一理论难题的必要前提。正如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卷本史学著作中所部分完成的。他在封建主义之后界定了绝对主义的历史时期，使我们能够大致清楚地看到俄国独裁制与西方民主制之间真正的类型的差异。不过，这仅仅只是一种初步的思考和启发，因为计划书写的但并未付诸笔端的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后两卷本，就为东西方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的真正说明留下了极大的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