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安德森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文化统治和政治统治关系的说明。他一方面凸显了文化统治的职能，尤其是高度肯定了西方民主制的杰出成就，认为“西欧社会的构成与东欧完全不同，更不要说亚洲。他们高度发达的经济以及复杂深厚的历史已经完全创造出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社会文化世界。这个世界伟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民主制”①。同时，这一民主制的成就体现在诸如定期选举、公民自由、集会权力等一些具体的制度当中，所有这些就使民众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认为他们对国家实施了一种直接的、自我的管理，好像这一资本主义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民众利益和大众权利的国家。另一方面，他强调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认为这一政治统治构成了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最终障碍。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马克思和列宁并没有做过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因为马克思生前没有见过这种民主国家的真正实现，而列宁所面对的是沙皇俄国那样的专制主义国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葛兰西使用了“领导权”概念专门分析了西方民主制国家，但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统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政治统治的核心性。“在西方，资本通过这种多层的默契结构对劳工所施加的灵活而强有力的领导权，代表了一种比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所遭遇到的远远难以克服的障碍。”②因此，在安德森看来，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机器背后所渗透的不仅是阶级之间的文化统治，更是阶级之间的政治统治，这才是更为根本的和深层的核心要素。
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文化统治和政治统治之间关系的思考所关涉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社会主义权力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一个社会集团对它试图用武力‘废除’或压制的敌对集团是主导性的，而对其姻亲或联盟集团是指导性的。一个社会集团在夺取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必须成为指导性的(这就是夺取权力自身的一个主要条件);之后，当它实施和维持权力时，它变成了主导性的并且继续是指导性的”①。按照通常的解释，西方无产阶级首先需要掌握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然后才能夺取国家的政治领导权。正如科拉柯夫斯基所认为的：“无论如何，在葛兰西的学说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工人们只有在获得‘文化领导权’之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②但在安德森看来，这一论断遭到了极大的误解。因为这段话表明，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只适用于联盟阶级，政治领导权的实施则适用于敌对阶级，或者换言之，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只能发生在政治领导权的夺取之后。因此，正确的革命步骤应是首先赢得联盟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领导权，其次是用革命甚至暴力的手段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这一观点就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一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不可能成为文化上的统治阶级，由于其所处的结构位置，它被剥夺了某些重要的文化生产方式，如教育、传统和闲暇，甚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文化上居主导地位的阶级在某些方面或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