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德森看来，权力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存在，它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层面和要素中，但由于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具体历史构成和社会构成的差异，不同的权力各自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结构模式。就安德森的学术视野而言，他所关注的是世界性的，但其焦点是欧洲的权力结构模式，他不仅试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及其本质给予一种清晰的勾勒，而且力图对东西方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做出某种轮廓性的解释。
(一)西欧社会权力结构的本质特征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看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总和。通常情况下，资产阶级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来进行统治的，就其所依托的国家机器而言，大众并不是在法庭、监狱、军队、警察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中被迫地接受统治，而是在家庭、学校、教会、党派、法律、文化、工会等“意识形态的机器”中自愿地接受和认同资产阶级统治。这一统治对于大众来说更加难以抵抗，因为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从内心深处来塑造人们，使人们不知不觉地认同了这种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中，文化统治比政治统治发挥着一种更为根本的作用。
然而，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的这一理论并没有真正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真正本质。因为在俄国，这一领导权的术语所探讨的是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两个非对抗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采取了领导权或同意的形式；而在葛兰西的使用中，这一术语所探讨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必然包含强制和同意两种形式。
尽管葛兰西在第二种解决中也确实意识到了同意和强制两种形式的联合存在，但依旧存在一种结构的不对称，其实，无论是第一种解决还是第二种解决，都高估了文化统治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视了政治统治的核心作用。
对此，安德森提供了他自己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模式的独特解释和说明。他一方面采用了葛兰西有关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军事是最为根本的(fundamental),而政治是主导的(preponderant);另一方面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决定(determination)”和“主导”(domination)之间的概念区分，认为政治是决定性的，文化是主导性的。在他看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包含两种模式，一种是由暴力所实施的强制或压迫的阶级统治方式，另一种是由自愿所实施的同意或领导权的统治方式，前者相应于政治统治，后者相应于文化统治。其中，文化统治居主导性或突出性的地位，政治统治居根本的或决定性的地位。他明确表述道：“如果要否认当代资产阶级权力体制中文化的‘优势’或主导作用，就会废除西方议会制和俄国绝对制之间的显著差异，并把西方议会制还原为一种神话……与此同时，如果要忘记当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之内最终暴力的‘根本的’或决定性的作用就会回到改良主义，即选举的大多数能够通过议会制和平实现社会主义。”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