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初生的和凝结的。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有一个适当的关系，当国家不稳定时，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就显露出来了。国家仅仅是一条外部的壕沟，在它后面耸立着一个强有力的堡垒和土木工程系统……①
在此，葛兰西提出了东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不同模式，尤其强调了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在他看来，在东方，国家优越于市民社会；在西方，市民社会优越于国家。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是相对不重要的，而市民社会的文化统治是更为根本的。正是这一资产阶级的文化优势从根本上确保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权力结构模式的特殊之处。
安德森指出，葛兰西的这一解决仅仅把政治统治职能局限于国家，而把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局限于市民社会，这样就忽视了市民社会的政治统治的职能，极易导致一种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幻象。它相应于一种广泛传播的社会民主理想，即西方国家并不像沙皇俄国那样是一种政治统治和压迫的暴力机器，民众可以通过定期的民主选举制度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一种自我管理，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然而事实表明，这一民主选举制度并没有创造出一个专注于资本没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府。那么,这一悖论的理由究竟在哪里呢?它存在于无产阶级的首要的意识形态服从中。有学者认为，这一意识形态权力的核心位置应在市民社会，在诸如广播、电视、电影、出版、学校、教堂、报纸、政党等资本主义的交往方式的控制机制中去寻找；也有学者认为，它应该在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在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和工厂管理制度中去寻找。在安德森看来，这些观点包含了大量错误的幻象，对无产阶级的首要的意识形态的服从，既不应该从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层面去寻找，也不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层面去寻找，而应该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层面去寻找，因为正是这一代议民主制的国家机器使无产阶级产生了最根本的认同和服从，使他们无法设想一个不同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代议制国家的一般形式——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首要的意识形态关键。其特殊存在剥夺了工人阶级作为一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交往方式和其他文化控制机制的社会主义理想，因而解决了核心的意识形态作用……议会制，作为每四年一届或五年一届的人民意志的统治表述，反映了国家回归人民的虚假的统一，好像它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公民”之间的经济分化就由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法律平等所掩盖。他们在议会制工作中是完全脱离和不参与的。这一分离就持续再现给人民一种自由的最终化身，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点。①
安德森认为，葛兰西这一解决的错误在于，没有明确区分出资产阶级权力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并把这一意识形态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市民社会中，从而把代议民主制的国家机器中立化。在安德森看来，西方议会制国家的公民法律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的多元意识形态机制中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而市民社会的文化控制机制和市场经济的管理控制机制，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机制中仅仅处于一种次要的补充地位。
在第二种解决中，葛兰西宣称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相互平衡中来实施的，或者说领导权既位于市民社会中，也位于国家中。对此，安德森指出：“这一权力在同意和强制作用的分配上总是存在一种结构的不对称。意识形态被市民社会和国家所共享；暴力仅仅适用于国家。换言之，国家两次都未能进入两者之间的任何等式中。”①这样，葛兰西就把国家的政治统治作用转化为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在凸显国家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职能的同时也弱化了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更无法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政治统治职能。
安德森认为，这一解决表明葛兰西对于第一种解决的担忧，葛兰西同时强烈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的意识形态作用，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作用的评价却是选择性的，不是集中于议会制的民主机器，而是集中于教育和法律制度。在葛兰西看来，“每个国家都是道德的，其主要作用之一是使绝大多数人提升到一个既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这一水平或标准相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而也相应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一种具有积极教育功能的学校和作为一种消极压制功能的法庭都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实际上，大量其他所谓私人的机构和活动都倾向于这一相同的目的，它构成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的机器”①。同样，对于警察和法律这样一些国家的专门机器，葛兰西也倾向于把它们消融于一种更广泛的和更模糊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安德森看来，这一国家的意识形态作用就仅仅体现为对于民众的更一般的道德思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上，无论是具有积极教育功能的学校，还是具有消极压制功能的法庭，都只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的教育机器，而非一种更狭隘的阶级意义上的统治工具。
在第三种解决中，葛兰西认为国家包括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从而把市民社会淹没于国家之中，这导致了一种极左主义的问题。他多次表述道：“国家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政府机器，同时也是领导权或市民社会的‘私人机器’。……实际上，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同一个东西。……市民社会也是‘国家’的一部分，事实上就是国家本身”②。在此，葛兰西就把领导权和统治完全置于国家的唯一场域之中，强化了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削弱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作用，从而无法意识到市民社会的积极的和自主的作用，也无法描绘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之处。
在安德森看来，所有这些论述和解决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同意与强制的分配之外，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在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中同意与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在第一种解决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本质上采取了一种文化领导权的方式，它基本上依赖于工人阶级的同意与认可，这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的信条；
在第二种解决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是在同意和强制的相互作用中实施的，毫无疑问，这是对第一种解决的改进，但两者之间的联合或增加并无助于两者之间关系的说明；在第三种解决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模式与东方的权力结构模式相一致，从而无法说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权力结构的独特性，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主义信条。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第一种论述和第三种论述是最具毁灭性的，第二种论述是更为根本的。
由此，安德森得出结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中共同实施的，同样，政治统治的作用和文化领导的作用也存在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双重场域之中。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两者相互依存，互为统一，他们都具有双重的作用和功能，既实施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职能，也实施了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更为重要的是，相比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政治统治职能是更为根本的和本质的，因为前者仅仅是确保了民众的基本认同，但后者则确保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