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关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的来源问题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历史考证。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葛兰西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了领导权的概念?其领导权理论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在安德森看来，尽管这一领导权的概念在葛兰西之前的作家中也可以找到，但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单元却是葛兰西自己的独创和发明。因为他首次把这一领导权的概念从俄国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转变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机制，这就是全新的和决定性的步骤。②
(二)领导权理论的自相矛盾
1926年葛兰西在《南方笔记》中首次提出了“领导权”问题，并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认为意大利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在反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联盟中成为领导的和统治的阶级，而且要在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一种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统治。在他看来，“都灵的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在无产阶级能够成功地创造一个阶级联盟体系——这一联盟允许无产阶级动员劳工人口中的大多数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它能够成为领导的和统治的阶级。在意大利，在这种现实存在的真正阶级关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它能够成功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赞同。”①
随后，1929年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对领导权理论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论述。他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书当做自己理论的出发点，认为在所有的历史时代中，政治统治都包含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武力和暴力所实施的统治；一种是由同意和领导权所实施的统治，前者对应一种专制独裁的模式，后者对应一种领导权的模式。葛兰西经常把“统治”(domination)与“领导权”(hegemony)相对，有时，也把“统治”与“指导”(direction)相对。他写道：“一个社会集团的优越性包含两种形式：‘统治’与‘理智和道德的指导’。一个社会集团对倾向于‘消灭’或屈服的敌对集团是统治性的，对姻亲或联盟集团是指导性的。”②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统治”与“领导权”两种方式的作用被置于何处?尤为重要的是，“领导权”的作用被置于何处?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领导权位置的说明存在一种不断的漂移和变化，他总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统治”与“领导权”、“压迫”与“指导”(同意)这一二元对立的术语中进行论述，而这些术语又在《狱中札记》的神秘拼接中呈现出一种持续的迁移和变形，从而使领导权的位置也经历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变化和转移。
由此，安德森认为，葛兰西提供了有关领导权位置的三种不同的答案，第一种答案是领导权适用于市民社会，统治适用于国家，这是其最核心、也最重要的答案。“此刻，我们可以确定两种主要的上层建筑层面——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它通常被看作‘私人的’机构的集合，另一个可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相应于统治集团在社会中实施的‘领导权’作用，另一方面相应于国家或‘司法’政府所实施的‘直接统治’或命令的作用。”①在此，市民社会实施了一种文化领导权，国家实施了一种政治统治权。第二种答案是葛兰西把领导权置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双重结构中，认为国家也实施了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第三种答案是葛兰西把领导权和统治置于国家的唯一场域中，认为国家是完全控制和支配着领导权的机器。
在这三种答案中，安德森发现并指出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中所隐含的三大矛盾。在第一种解决中，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核心文本中表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