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孟什维克成员看来，1905年以来俄国沙皇制已经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因此孟什维克成员宣布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这一情况，列宁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应，并在一系列重要文章中重申了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和意识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他指出：“因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尚未完成，一个革命的危机仍不可避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极为明确的。作为当代社会唯一的革命阶级，它必须成为全面民主革命中全民斗争的领导者，必须成为所有工人阶级和被剥削人民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并实施了领导权思想时，才是革命的。”①更为重要的是，列宁把领导权思想看作划分阶级的一个重要依据和标准，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并夺取领导权时，无产阶级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一个从具有自我意识的自在阶级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自为阶级，一个从合作的和改良的阶级转变为一个激进的和革命的阶级。他说道：“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只要宣布放弃或没有认识到领导权的思想，那么阶级就不成为一个阶级，或者还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行会或各种行会的总和……正是对领导权思想的意识及其在阶级自身活动中对领导权的实施才把整个行会转变为阶级。”②由此可见，在列宁的思想中，这一领导权思想主要是指一种政治的领导权，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都应该实施一种政治上的领导权，一种政治上的领导和统治地位。
实际上，列宁的这一领导权理论对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葛兰西自己所评价的：“伊里奇(列宁)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的事件。”①但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的这一领导权思想不是来自对列宁的领导权理论的继承，而是来自共产国际的相关讨论。因为十月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有关领导权的讨论在革命之后成了一份秘密的档案，尽管葛兰西1922—1923年在俄国生活了一年，并学习了俄语，但他无法完全掌握列宁等人的相关文本。同时，作为第四国际的实际参与者，葛兰西非常了解那个时代共产国际有关领导权的讨论。在第三国际的前两次大会上，共产国际首次把列宁的这一领导权术语转变为一个国际范围内讨论的普遍现象，不仅俄国的无产阶级，而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实施一种革命的领导权，通过革命主义而非合作主义的手段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无产阶级之所以是革命的阶级，就在于它们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合作主义的框架，而是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中作为整个工人阶级和被剥削人口的指南而行动……如果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之内把自己局限于特殊的合作利益，并努力改善其状况——有时是极令人满意的，但也无法免除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即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②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次大会上，这一领导权的术语不再局限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而是首次扩展为资产①[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总是试图把政治与经济相分离，因为它十分清楚，假如它能够成功地使无产阶级保持在合作的框架之内，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危机会威胁到它的领导权。”①可见，这一共产国际的讨论对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和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