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安德森认为，托洛茨基提出了“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来解释和预言俄国革命的道路，并强调了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不间断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然而，1924年之后，托洛茨基就把这一“不断革命论”的思想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扩展为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如他在《不断革命论》一书中所系统阐述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不单单取决于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更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在本民族范围内是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上升到国际主义的层面才能够完成。①在安德森看来，在这一“不断革命论”的理论扩展中，如果说托洛茨基通过这一“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来解释和预言俄国革命的道路，那么就是正确的；如果说托洛茨基通过这一“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来解释和预言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是错误的。因为在托洛茨基看来，俄国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出现介于中间状态的资本主义稳定期，工人阶级的革命仅仅在沙皇专制结束后短短几个月内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然而，托洛茨基又把这一俄国的革命公式加以普遍化，宣称今后在任何落后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再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期。②显然，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思想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国际主义的革命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应该像俄国一样坚持一种“不断革命论”的思想，这就使得托洛茨基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扩展充满了问题和错误。因此，在安德森看来，无论是列宁的“运动战”的革命策略，还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思想，都仅仅局限于东欧甚至是俄国的版图之内。
由此，安德森设想了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最终时刻，为西方的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策略。在他看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刻，无产阶级的自由和暴乱就会相互结合，只有这一结合才能在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堡垒中获得胜利。同样，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最后时刻，作为强制性或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将会最终取代议会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重新占据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统治地位，并构成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最终障碍。因此，在革命运动的最后时刻，最具决定性和主导性的国家机器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机器，而非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统治机器，正是这一政治统治机器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障碍。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到来之前，无产阶级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和程序呢?安德森写道：“在夺取权力之前，所迫切需要的是赢得工人阶级。实施这一夺取的方式——不是国家的制度而是工人的信心，尽管最终两者无法分割——是今天任何社会主义策略的首要议程。”①可见，安德森一方面采纳了葛兰西的“阵地战”的策略思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是实施一种“阵地战”的策略，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赢得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任和忠诚，以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权力”的局面；另一方面，安德森采用了列宁、托洛茨基的“运动战”的策略思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是实施一种“运动战”的策略，夺取和推翻资产阶级的各个国家机器，包括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最终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安德森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议程中，他不仅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主义的策略模式，而且结合了葛兰西的改良主义的策略思想，形成了一种革命主义与改良主义相结合的双重策略模式，认为改良主义策略是社会主义议程的必要前提，革命主义策略是社会主义议程的最终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