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安德森指出，葛兰西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真正问题在于，他是否把这一“阵地战”的策略仅仅作为“运动战”的一个必要准备?或者说，他是否把“阵地战”与“运动战”的两种策略加以整合?在葛兰西的某些文本中，似乎存在着这样的反思和说明，但往往是间接的、模糊的和转瞬即逝的，但在其核心的文本中，他走向了一种“阵地战”的改良主义的策略模式。在他看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仅仅是一个“外部的轮廓”,市民社会则是其背后“强有力的堡垒和土木工程系统”,换言之，市民社会不仅确保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秩序和稳定，而且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障碍。最终，这一“阵地战”的策略模式就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社会结构而具有了一种政治的至高无上性，“在政治中，阵地战就是领导权，领导权就是通过永恒的有组织的同意来实施统治”①。对此，安德森认为，"葛兰西从未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最终夺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的这一基本信条，但其有关西方的策略公式也没有整合它们”②。也就是说，葛兰西从未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的两种策略加以有效整合，把“阵地战”看作一种最终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而把“运动战”仅仅看作一种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作用。因此，葛兰西的这一社会主义策略模式并没有为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一种真正的有效的解决。正如林春在《英国新左派》一书中所认为的：“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体现了理论和实践之间革命统一的唯一一人，但其策略公式并没有整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暴力推翻资本主义这一最终的目标，最终陷入了改良主义，因而无法为西方工人阶级的未来提供一种政治的解决。”③
与此同时，安德森具体分析了列宁的“运动战”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这一革命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也无法为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列宁一方面区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两个阶段；另一方面区分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两个方面，提出了从“运动战”向“统一战线”的转变。在1917年3月的《远方来信》中，他首次提出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在《四月提纲》中，他又明确提出从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缺乏，政权落入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段，政权应回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对于列宁而言，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的革命阶段，还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阶段，革命的领导权都应该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由此，列宁提出了一种“运动战”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