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比了列宁的“运动战”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托洛茨基的著名的不断革命理论是对一个国家中一般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政治反映，其国民生活的结构是初始的和松散的，无法成为‘战壕’或‘堡垒’。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说托洛茨基显然是‘西方的’,但实际上是世界主义的——也就是说，表面上是西方的或欧洲的。另一方面，列宁是彻底民族的和欧洲的……似乎对我而言，列宁解释了一种改变是必然的，从胜利应用于1917年东方的运动战到西方唯一可能的阵地战……然而，列宁并没有时间去扩展他的公式——尽管他能够从理论上加以扩展，但基本的任务是国家的；它要求对地形的勘测和市民社会因素所代表的战壕和堡垒因素的认知等等”①。可见，葛兰西对列宁的“运动战”思想表示了极大的认可和赞成，而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思想却表示了某种反对和批评。在他看来，托洛茨基在《结果与展望》一书中有关俄国革命发展的描述是“呆滞的和抽象的”,在1924年以后对东西欧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阵线所采取的修正看法也是“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总体上，葛兰西把托洛茨基看作“一个从正面进攻只能导致失败时期的政治理论家”①。相反，葛兰西基本赞同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尤其是“运动战”的策略模式，认为列宁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领导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葛兰西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特殊的霸权结构，也基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特殊的社会主义战略，为西方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阵地战”的策略模式。与“运动战”的策略不同，这一“阵地战”的策略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之间的短期的和彻底的革命，而是长期的和持久的革命，既要攻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又一个堡垒，也要攻破市民社会的一个又一个战壕，才能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这一革命策略变成了两大阵营在固定位置之间的一种持久的、不变的阵地战，其中，每一方都试图从文化上和政治上侵蚀对方。‘这一包围就是相互的、集中的、困难的，要求额外的耐心和创造’”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