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不是单独或优先位于议会民主制中的，它存在于一些具体的和多样的微观的社会制度之中，如家庭、学校、工厂、政府、报纸、电影、银行、实验室、军队、宗派等。同时，这些微观结构反过来又构成了更为宏观的社会制度，如经济、科技、教育、官僚和军队等。无论是微观的社会制度，还是宏观的社会制度，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外观和特性，而议会民主制度仅仅是其中之一。因而，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并没有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没有看到“社会学上的他治”,只是被这一议会民主制度所催眠，试图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选举竞争或民众的一致同意来获得权力。尽管这一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是可能的，但这一社会民主党所承诺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变革是不可能的。客观上讲，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霸权阶级的权力结构所中立化了；主观上讲，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本身仅仅局限在它所设定的短期目标之内而丧失了长远的目标，仅仅为了获得权力而牺牲了最初的原则，仅仅陷入了选举主义的怪圈而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举措。因此，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就是一种极不完全的或极为有限的策略，而非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
因此，安德森基于对东西欧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权力结构的解读，得出了对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的不同评价，认为列宁主义正确完美地适应了俄国及其东欧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况；而社会民主主义则错误地适应了西欧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因为列宁主义把作为政治统治的国家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手段就是正确的，而社会民主主义把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机制就是错误的，通过民主选举制的游戏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安德森试图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找到一种正确而有效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
(二)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
对于西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而言，安德森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运动战”,俄国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阵地战”等理论之间的对比和梳理以及对这些理论的交叉和融合，最终提出了他自己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
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唯一一位思想家，也是第一个从当代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来追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性和新奇性的唯一一位政治家，还是第一个为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无产阶级寻找具体的社会主义策略的唯一一位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