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安德森对东西欧的两种策略模式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对列宁主义模式采取了肯定和赞成的态度，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却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对于前者，安德森指出：“列宁主义几乎完美地适应了那个时代和地区的具体条件。其核心策略在于对现存国家权力的夺取和摧毁。确切来说，在这一由匮乏所支配，国家所整合的落后的和未充分发展的社会中，这一策略就具有自身的意义。”①也就是说，列宁主义的策略模式之所以采取了对当时现存的封建国家权力的摧毁和夺取，在于其自身所处的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苏联共产主义的真正历史基础既不是专制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匮乏。”②首先是物质的匮乏。在1931年，这一巨大的衰败的和落后的国家没有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来满足全部的人口，没有生产出足够多的面包，也没有生产出足够多的鞋子，物质的生活资料越来越少，价格却越来越贵；其次是人的匮乏，仅仅1/4的人能够阅读和书写，1/500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1/200的人受过技术训练，1/40的人拥有工厂的工作经验；再次是价值的匮乏，没有任何持久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民主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广泛传播的社会理想，也没有任何民族的身份意识；最后是时间的匮乏，在国内的敌对势力和外国入侵的持续威胁下，这一俄国的工业化进程就
在不到西欧工业化发展的一半时间中开启。①因此，这一必然性的王国就不存在任何基本的物质基础、工业设施、共同文化、政治传统和民族身份，此时，国家就成了唯一的社会现实，而不存在任何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等的市民社会结构。
相对而言，安德森认为这一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并没有像列宁主义的策略模式那样极好地适应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地理位置，其历史记录是相当贫乏的。20世纪初以来，几乎所有西欧国家中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而且，作为最大的工人阶级党派，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优势稳步增长，它们组建了自己的政府并实施了一些相应的社会改革措施。然而，在社会民主党存在的60年来，西欧还不存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存在一种真正的社会民主制度，即使在最富裕和最民主的瑞典，也仅仅是宣称比40年或50年前更接近于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有关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改革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成果，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实践成果。因此，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是极为有限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力之下被迫放弃和稀释了其最初的社会民主制的目标和原则。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恰当的适应，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错误的适应，只是把议会民主制当做资本主义权力的核心，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多中心的权力制度，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军事的。“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错误就是一种策略的错误——一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本质和实现方式的根本的和基本的误解。”①由此，安德森得出结论，这一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终点不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是社会民主制的自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种策略模式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截然对立的：暴力与法律、纪律与民主、积极与消极；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两种策略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相似，它们都把其核心策略置于国家之上，而使市民社会外在于整个轨迹之外。但差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完全的适应，后者是一种错误的适应。因为在东欧，国家是社会行为和变革的唯一航向，市民社会没有任何独立于国家的结构化的存在，某种形式的列宁主义就是必要的和适当的；而在西欧，在消除了匮乏的情况下，市民社会完全居于国家之上，这一基于议会民主制的变革就是错误的和不适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