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强调只能用革命的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实现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推翻和取代，以获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他写道：“如果没有一场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取代就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避免导致了对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知……如果没有暴力革命，没有对统治阶级所创建的国家权力机器的摧毁，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就是不可能的……”①然而，六年之后，韦伯做出了相反的宣称，认为社会主义无需通过激进的革命的手段去实现，而只能通过逐步的改良的方式去实现，或者说只能通过议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去实现，也就是通过获得绝大多数人的一致同意和认可来实现。他写道：“让我坚持我们的反对者所习惯忽视的，以及他们似乎从理智上无法理解的，即我们改革计划的不可避免的渐进性……对于工党而言，很简单，社会主义扎根于民主制度；它必然促使我们认识到朝向我们目标的每一步都依赖于至少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和支持。因此，即使我们的目的是立即使一切革命化，我们也必须在这一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中做出每一项具体的变革……一旦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必要性，首先把我们的原则放到法案而通过委员会逐条实现时；然后把我们的原则放到适当的机器而使它们在王国和其他地方付诸实施——这就是工党对社会主义所做的——这一渐进的不可避免性应该受到赞赏。”①
因此，对于列宁而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短暂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于韦伯而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长期的、逐步的和曲折的，工人阶级只有依照议会制的宪法框架，赢得民众的选举，占据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才能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
这两种策略模式成了东西欧政治地理分界的典型代表，它们分别对应于两个世界和两种历史。在俄国和南斯拉夫，列宁主义的形象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而成为了现实，并在其他东欧国家中得到了部分实现。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欧洲几乎一半以上的广阔区域内获得了最初的实现，经济上实行了一种集体所有制，政治上实施了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这一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却在西欧遭到了抵制和拒绝。在他们看来，这些东欧国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是一种独裁主义和专制主义，因而采取了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模式。在安德森看来，如果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了必然和异化的自由王国，那么它还远远没有在俄国或其他东欧国家中实现。在此意义上，拒绝把东欧国家看作社会主义就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如果把它们看作历史上不民主和不合法的形式而完全拒绝它，就是错误的和不必要的。尽管苏联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集体化和大清洗等是一种历史的罪行，但它依然是人类在20世纪初创建社会主义的部分尝试和努力，而作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在20世纪犯下了令人无法饶恕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行和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