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德森看来，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普遍缺乏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没有人提出过有关社会主义策略的思想，只是说他们没有形成一种全面系统的有关欧洲资本主义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列宁不仅创建了一种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并创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葛兰西提出了有关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葛兰西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例外，这象征着他的伟大，使他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所有其他人物。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只有在他身上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统一……”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列宁的革命主义策略模式仅仅局限于东欧甚至俄国的版图之内，它无法被西欧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复制；同样，葛兰西的改良主义策略模式也没有为西方的无产阶级提供一种完美的解决。因此，安德森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止步和忽视的地方开始了他有关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研究。
在1965年《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一文中，安德森区分了东西欧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一种是列宁主义，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为西欧勾勒出一种霸权的社会主义的策略纲领；在1976年《葛兰西的自相矛盾》一文中，他对葛兰西所提出的“阵地战”策略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和批判，提出了“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在1980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书中，他提出了这一革命的社会主义策略应与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方案相结合，才能使革命左派摆脱当前的困境，走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景。
(一)两种策略模式的不可行性
安德森认为，英国左派普遍缺乏任何社会主义策略的思想和视角，其政治学的基础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这可以看作英国左派1961年以来不断衰落的一个关键因素。实际上，这不仅是英国左派的一种独特现象，而且也是欧洲左派的一种共同现象，他们从未成功地阐述过任何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策略方案。正如他尖锐批评的：“发达国家的左派普遍缺乏现实的战略思想——既不能阐明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可行的前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同其先辈共有的东西是‘战略的贫困’,而不是‘理论的贫困’。”①
安德森在《走向社会主义》(1965年)论文集的《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一文中，对于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进行了详细探讨，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东欧和西欧两种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在东欧，列宁主义的策略模式就是一种完美的适应和体现，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就是一种不完美的适应和体现。可以说，20世纪以来，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策略模式支配了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