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德森看来，这一革命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无法说明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代议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双重权力模式的合理性，因为这一双重权力模式在历史上仅仅出现于某些独裁主义、军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中；而这一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则无法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它们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和目标，而且改变了它们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目标，走向了一种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的基本框架之中。
因此，在这种现实的困境之下，唯有把这一革命主义的策略模式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模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才能为当今的社会主义策略思想提供积极的和有益的指导。在安德森看来，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自身立场出发对于这一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做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如尼古拉斯·普兰查斯(NicosPoulantzas)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State,Power,Socialism)和乔治·霍奇森(GeoffreyHodg-son)的《社会主义与议会民主制》(SocialismandParliamentaryDemoc-racy)提供了最明智和最具独创性的说明；恩斯特·曼德尔的(ErnestMandel)《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FromStalinismtoEurocom-munism)提供了对社会主义策略模式最具说服力的批评；马西莫·萨瓦利(MassimoSalvadori)的《卡尔·考茨基和社会主义革命》(KarlKautskyandtheSocialistRevolution)提供了社会主义策略模式有关当代争议的最佳历史背景。①
同样，安德森在1976年《葛兰西的自相矛盾》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中应加入一种社会主义的道德内容，因为在推翻和破坏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之前，社会主义运动首先需要赢得忠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识形态的工人阶级的信心，赢得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支持和认可，以获得一种文化上的领导权。同样，他在1980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书中也认为，应把社会主义道德置于其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框架之中，左派的革命政治学中应加入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以打破其政治的孤立。一方面，他反对汤普森对于斯大林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抽象道德批判，因为它无法提供对于历史现象的令人满意的科学解释；另一方面，他认为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学需要一种道德的想象，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因素，它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彼此联系的桥梁。因此，在革命左派力量贫乏的历史状况和现实条件下，安德森欢迎作为社会主义者莫里斯的介入，因为在他看来，莫里斯的《无处来的消息》的真正力量不仅在于其社会主义道德的乌托邦想象，而且在于其现实主义的反抗力量，相信当代革命左派能够从这一事例中吸取教训并摆脱落后状态。
就安德森的革命政治学而言，这就意味着在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信仰中加入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受到工人阶级的认可和接受。假如汤普森的社会主义的道德呼吁能够吸引听众，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传达给工人阶级，最终成为一种促进民众激进化和革命化的手段和方式。他明确指出：
无道德的策略是一种权谋的计算，它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毫无益处和作用。斯大林主义在那个时代确实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一种无价值的权力：像拉科西(Rakosi)或撒加利亚迪斯(Zachariadis)这样的人物就是最致命的标志。无策略的道德是一种仅仅配有反敌对世界的道德的人本社会主义，注定走向不必要的悲剧：无武力的贵族只能导致灾难，正如杜比克(Dubcek)和阿连德(Allende)所提醒我们的。①
然而，安德森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国提供任何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勾画出任何社会主义民主的未来趋势，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中加入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也只具有唯一的宣传性和鼓动性，最终走向了一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