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安德森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就“意味着一些更艰难、更明确的东西：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解体，从生产方式上对有产阶级的没收；一种新的国家和经济秩序的建立，其中，相关的生产者首次对其工作生活和政治政府实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①。在他看来，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就意味着一种从资本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转变，包括经济秩序的根本转变和政治秩序的根本转变，一方面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建立，另一方面是与资本主义的代议制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建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的重新创建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推翻和取代，才能实现社会的生产者对社会制度的真正管理和控制，形成一个真正的属于民众自己的政府。
可见，安德森的这一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就与马克思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革命思想相类似，具有明确的政治革命的内涵和意义，并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革命思想不仅仅具有狭义上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具有一种广泛的社会意义，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种全面变革，因而是一种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在《评的》一文中指出：“如果说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不是同义语就是废话，那末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思想。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①在安德森看来，政治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环节和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政治革命就谈不上社会革命的实现，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变革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建立。
(二)革命的现实转变
从历史渊源来看，以安德森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的策略模式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革命的策略模式实质上源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坚守的革命主义与卢森堡和葛兰西所坚持的改良主义的两种理论谱系。然而，从现实意义来看，安德森认为这两种策略模式之间的理论划界不是为了阻碍两者之间的有益交流，而是为了促进两者之间的互补交流，但无论哪种模式，在今天都没有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转变，这就是它们所存在的一个共同的关键的现实基础。
对此，安德森指出：
前者的核心缺陷在于，它难以说明在统一的议会民主制中产生的双重权力对立体制的合理性：至今苏联或委员会的所有事例都出现于分裂的独裁制国家(俄国、匈牙利、奥地利),失败的军事统治国家(德国),上升的或颠倒的法西斯主义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相反，后者的困扰之处在于，它难以对构建了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和平中逐渐解体的可能性，或者对市场经济转变为它的历史对立面的改良主义转变提供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至今，所有改良主义政府的事例或者简单地适应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经济，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和目标而非它们所管理的社会的性质和目标(英国、挪威、瑞典、西德、奥地利),或者假如它们在其目的上是严肃的，但是被军事力量所残忍打败(智利)。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