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安德森在对19世纪末英国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的解读中，也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的经典认识和思考。当威廉·莫里斯因其著作《约翰·鲍尔的梦》(ADreamofJohnBall)和《无处来的消息》(NewsfromNowhere)而被汤普森解读为一个极具浪漫的和道德的改良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时，安德森则把他解读为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因为“与任何同时代的人相比，莫里斯在其探讨中是更加——一贯而显著地是——革命的。其策略想象的独创性和战斗性是其最伟大之处”②。在莫里斯看来，社会主义者应该采取革命主义而非改良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整体被明确看作任何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真正的最终障碍。“那些认为通过点滴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现存体制的人们低估了我们所生活的强大机构的力量，并且它们分配给我们每人一个位置，如果我们不选择去适应它，它就会压迫我们直到我们适应。一种强大的武力只能用武力解决。如果不动用所有反抗的力量的话，它就不会自行解体，也不会丧失任何真正本质的东西；它不是丧失它所认为的重要东西，而是将推翻头顶上的整个世界。”①
同时，安德森借鉴了莫里斯所设想和描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典情节，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经历一种“双重权力”革命局势的最初情节。首先，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局势到来之前，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创建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制机器，与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机器相对，这些具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权力形式的出现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短期目标，这一短期的政治实践应自觉地把工人阶级的当前需求和旨在推翻和破坏资产阶级现存政治秩序的革命目标相结合。由此，这一社会主义的民主制机器与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机器形成了鲜明对照和截然对立，出现了双重权力的局势。其次，当社会主义的革命局势到来之时，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部署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性或压迫性的政治机器而非代议制的文化机器，这时，就必须动员社会主义的民主制机器来取代资产阶级的压迫性机器，同时取消议会制机器的合法性。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权力”局势的到来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就不允许任何逐步的和渐进的解决。当资产阶级国家的统一性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秩序遭到破坏时，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陷入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之中。在这样的冲突中，社会主义将需要一个大众的基础，而非少数的独裁，在最后的局势中，社会主义者将力图避免武力的解决，也不会播散求助武力的幻象。②在这样一种设想中，安德森所真正想要说明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刻，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都将同时到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基础，而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条件，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所无法逾越的真正障碍，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改良策略的最终障碍。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要在历史上加以解决，如果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想要得以最终解决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必须最终抛弃这一改良主义的或“半个半个的社会主义”(demi-demi-Socialism)的策略模式，走向一种革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