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试图创立一种“革命的政治学”。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不同，安德森既没有像列宁那样创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也没有像葛兰西那样创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而是相信自由而独立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工人阶级的引导和带领作用。然而，这一知识分子的“替代者”的角色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将取代工人阶级而成为社会主义的代理人，而是说知识分子将帮助工人阶级塑造出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文化，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义的意识和行为，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以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理想国。
(一)革命的历史依据
安德森依旧遵循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议程，认为社会主义的代理人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策略是革命主义。在他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进步就在于打破这种僵局，确定植根于历史的具体的经济生产形式之中的特定社会力量的地位，作为能使旧制度得以推翻的‘阿基米德点’——由资本主义的产生所造就的产业工人阶级的结构地位。”①然而，这一策略的依据在哪里呢?安德森认为，它是历史。那么,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怎样的经验教训?
安德森用诘问的语气质疑道：
如果没有武装冲突和内战，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主要发达国家中获胜，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还是美国。然而，是否可以设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经济过渡仅仅是从一种私有产权转向另一种私有产权，那么这一从私有产权向集体产权过渡中所包含的更巨大的历史变迁，必然会使对权力和财富的剥夺更加剧烈，它能够承担更少伤害的政治形式么?同样地，如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的这一连续过渡产生了统治和表现类型的划时代的变革——从古代部落制到中世纪庄园制再到资产阶级议会制，而没有提及帝国的、绝对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那么,这一放弃了工人委员会和官僚国家的社会主义之路在未来可能不会这样做么?②
因此，历史向我们证实，我们需要革命。理论可以预测，但只有未来的实践才能证实。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种种斗争的真正仲裁领域是历史，不是对未知未来的预测，而是对已知过去的检验。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每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立足的历史学家的坚实土壤之上，证据指向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传统更大的说服力和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