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方法层面而言，安德森的社会权力思想存在两种尺度和标准，一种是历史学的，一种是社会学的，抑或说，一种是纵向的维度，一种是横向的维度，从而形成了历史与社会内在关联、相互统一的作用机制。然而，在迈克尔·曼恩有关社会权力的论述中，只有历史没有对比；而在朗西曼有关社会权力的论述中，则只有对比，没有历史。因此，当迈克尔·曼恩谈到自己所采用的方法为“历史社会学而非比较社会学”方法时，安德森批评道：“这一系列的失误既不是文化上的，也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它们源于一种理论上的谬误，即认为社会学不可能同时是历史性的和比较性的。”①在此基础上，安德森的社会权力思想包含一种“比较的类型学”解释范式，这一比较是一种双重的比较，既是历史的比较，也是社会的比较，既是纵向的比较，也是横向的比较，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权力阐释模式不仅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且蕴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思想意识，使本质、功能和作用成为了其权力阐释思想的核心话语。然而，安德森不是一位极端的结构主义者，而是一位温和的结构主义者，他总是试图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重维度中来形成对于世界上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社会权力的“类型学”解释。这一解释就不是纯粹理智的创造物，而是具体的历史现实的产物。因而，这一“类型学”也不是一种“思辨的类型学”,而是一种“具体的类型学”,并试图在具体的历史与社会中回到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路径。①
然而，安德森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权力阐释模式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
首先，安德森试图构建的是一种宏观的社会权力学，尤其解决的是国家的统治权在谁手里，由谁支配的问题，侧重分析的是一种宏大的、整体的和中心化的权力存在，而完全忽视了权力的微观存在。正如后现代主义的权力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则试图构建一种微观权力学，认为权力是一种分散的、异质的和非中心化的存在，或者换言之，权力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孔不入的，它能够渗透到社会的任何层面和个体的任何行为之中。在此意义上，安德森对于这一社会权力的说明就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并没有说明社会权力的多元而复杂的存在形式和存在样态。
其次，安德森过度关注了宏观的社会权力，尤其是阶级权力的问题，而忽视了那些与阶级权力无关的历史与社会现象。对此，汤普森批评安德森存在一种对“权力的不健康迷恋”,把所有的历史与社会现象都归属于阶级权力的问题，把工人阶级的解放也归属于工人阶级权力的获得。“对于权力的关注，对于政治分析的关注，这是适当的。但并非所有的人类现象都能同化为权力或阶级的范畴；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似乎存在某种倾向，即所有的人类现象能够而且应该同化为权力或阶级的范畴……这一目标——工人阶级的权力——总是存在于那里，预先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且历史——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在朝向这一目标的实现中而获得完全评价。”①
具体来说，汤普森对安德森做出了三点批判：首先，历史学家应该关注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而非阶级权力的问题。在汤普森看来，历史学家更应该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品质，苦难与幸福，童工制度、离婚制度和邮寄制度等，因为尽管这些具体的实践活动与权力模式几乎毫不相关，但它们却对人们的实际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历史学家应该关注那些与阶级权力背景无关的社会问题。比如，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工作制度，无论它是否受到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都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再比如，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规模，不仅限制了个体的创造性，而且使个体远离了社会权力。最后，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经验的领地和作用以及经验的价值和意义，以形成对于权力的有效反对。然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英国的结构主义学者，无论是在理智的术语中，还是在阶级的还原论或客观化的思维方式中，只是致力于阶级或阶级权力的问题，把文化现象还原为阶级的范畴，甚至取消了英国的经验文化传统。实际上，这一权力模式的真正错误之处，不在于是否坚持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法，而在于这一辩证法只能通过社会阶级加以调节和获得意义。因此，为了反对这一阶级或阶级权力的模式，汤普森重申1956年以来“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呼声。①就其实质而言，汤普森在对阶级或阶级权力的批判中，带有显著的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维模式，与安德森在对阶级或阶级权力的辩护中所存在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思维范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社会权力的解释模式包含一个明确的目的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权力进行解释的根本目的在于西方无产阶级的统治权力的夺取，由此提出了一种“革命的政治学”。在他看来，“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今天也是如此，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一个世纪之后，彻底废除国家依然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之一。”①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就是全面的、彻底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就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权力的全面推翻和取代之上，也建立在无产阶级社会权力的全面夺取和实现上。然而，这一策略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却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当然，理论只能预测，只有未来的实践才能够证实。总体而言，安德森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未来社会主义权力思想的“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深层解读和诠释，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