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一词是政治学中的习惯用语和常用语。在西方，权力是一个常常被物化的概念。人们很容易设想一个社会里某个人、某个团体或某个机构，如统治者或政治精英拥有一种权力，而其他人没有这种权力。马克斯·韦伯曾说过，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无须顾忌他人的意愿，总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而无论这种机会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①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也曾以惯有的尖锐风格断言，获得最多权力的人是精英；其余是大众。历史学家也常常这样设想。然而，安德森所讲的“权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是在特殊意义上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或者确切来说是指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在内的全面的和整体的社会权力，这实质上源自马克思和列宁等经典作家所讲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阶级权力。因此，安德森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传统视域内对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阶级权力结构进行“类型学”的诠释和对比，由此形成一种基于“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阶级权力理论。
首先，就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系谱而言，安德森在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类型的说明中，不仅采用了马克思本人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相关论述，而且采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有关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考，以及阿尔都塞有关“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基本划分，由此得出了他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类型的解读和诠释。
一方面，安德森凸显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文化权力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解读中，曾把它归属于经济需求和经济活动的领域：“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体，黑格尔学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求之于政治经济学。”①而在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解读中，市民社会不再归属于经济基础的领域，而是位于上层建筑的领域，确切来说是位于文化上层建筑的领域之中，“在经济结构与具有法律和强制的国家之间耸立着市民社会”②。
安德森认为，葛兰西的这一解读就与马克思晚期的思想存在相同之处。诚然，青年马克思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来指称经济需求和经济活动的领域，但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晚期著作中，这一术语的最初意义已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概念的出现而消失了，并代之以另外一种意义，它不再等同于个体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行为，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所有非国家制度的一种使用。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对于波拿巴主义的分析正是围绕着这一用法：“国家管制、控制、指挥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③在此，市民社会的概念是指一种国家机器之外由国家来管理、控制和支配的机器，如果说国家的概念是专指一种政治机器的话，那么市民社会的概念不是指称一种经济机器，而且指称一种文化机器。
在此意义上，安德森采用了葛兰西的领导权，尤其是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来说明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独特性和新奇性，认为这一市民社会的术语实质上表征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全新的文化统治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