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形态的阐释中，安德森以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诉求，主要就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治学以及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论述和分析，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工程，同时也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改良措施，阐述了东西欧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模式和理想形式，形成了一种基于“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安德森而言，他不仅继承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化，而且秉承了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认为要想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彻底改变必须通过革命的、甚至暴力的手段才能完成和达到。然而，安德森的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交锋和统一中形成和塑造的。当1964年安德森写作《当代危机的起源》和《对威尔逊主义的批判》时，他还是哈罗德·威尔逊新政府主义的支持者；当1976年他写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之后，便成了一名坚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布莱克里奇看来，这一显著转变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因来看，安德森从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转向了阿尔都塞的总体性概念，走向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更为灵活的理解，并信奉了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外因来看，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激进革命浪潮，使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相结合的时刻会重新到来，从而使安德森走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有关东西欧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论述中，马克思本人曾做过一些初步的和重要的思考。当马克思1871年批评巴黎公社不愿发动内战，并于同年向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宣布：“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申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①在此，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策略模式，一种是和平的或改良的方式，一种是革命的或武力的方式。随后，马克思在1872年阿姆斯特丹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用暴力。”②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欧洲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认为像美国、英国和荷兰等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而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则只能通过革命的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暴力有时是革命的助产婆，但他从不赞成使用暴力革命，正如他对法国雅各宾派在法国革命中使用暴力革命的强烈批评那样。然而，安德森认为，马克思本人低估了和平主义的英国、美国和荷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强制性或压迫性的政治力量，而高估了这些资产阶级国家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文化力量，因而形成了一种倾向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这就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思想奠定了基本的雏形，也为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之间的争议提供了最初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