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安德森指出：“这一社会主义需要充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多元的政治党派：所有自由民主制的现存遗产。但这一政党制度本身将被改变——不是通过政治的法令，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的事实，它必然会被社会结构的转变而改变。这些变化将遵循社会主义计划的日常实现。选举所使用的这一新的‘实践政治学’框架将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并且这一党派制度将会反映出这一点，这一新的框架将是新的霸权的明确的政治意义。一个永恒的社会学的大多数就是其实现的前提条件。它将走向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党派必须从事的唯一的地平线。”①在安德森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将与民主制度相结合，这一民主制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制，社会主义的实现构成了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其具体的步骤体现在诸如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多元党派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众权利的保障等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不是指程序上的民主，而是指内容上的民主，也就是说，安德森所关注的民主问题依旧是统治主体的问题，而非统治程序的问题。在《诺贝托·波比奥和他的主义》一文中，安德森指出了波比奥与他就有关民主问题的争议基础在于，波比奥所阐述的民主理论的重点是说明民主实现的程序问题，而他自己所阐释的民主理论的核心是民主的社会本质，或者说前者是有关如何统治的问题，而后者是有关谁来统治的问题。“现在民主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谁投票，而是就什么投票。”②这样，波比奥就在对民主程序问题的关注中为资本主义民主做了极有力的辩护；而安德森则在对民主主体问题的聚焦中为社会主义民主做了强有力的捍卫。
这一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就与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民主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传承性。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民主制“不是那种曾经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这种同中间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以往的全部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间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是备受压迫和凌辱的，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虐待他们；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会的祸害。民主制的平等只是空想，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个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因此，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有待进行试验，从中必定马上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①。因此，与马克思有关民主制度的设想相一致，安德森所希望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间接的代议制民主，而是社会主义的直接的民主制度，这一民主制度就不是代表某个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利益的民主制度，而是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或人民大众利益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以社会大众为基础的真正的民主制度。
对于社会主义的平等问题，安德森不仅反对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而且也反对国际间的不平等。在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考察中，安德森对比了当代最杰出的三位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和波比奥(NorbertoBobbio)的思想②,认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将其注意力移向了国际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种种道德的或工具性的方案，但都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这些方案需要一种几乎不可能的人性的转变。在安德森看来，“如果战争的根源在于国家的制度，那么在逻辑上就有两种可能的补救措施。如果冲突是由国际关系的结构所产生的，那么就需要某种法则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冲突的原因是由构成国家体制的内部特性产生的，那么解决方案将不得不是社会性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和平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超级大国来确保，它应该被赋予全球性的垄断力量，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统一
的法律秩序。在第二种情况下，和平只能通过向社会主义过渡来实现，这会导致国家自身的普遍消亡。或者是单一的霍布斯式主权，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质的飞跃：这就是选择面”①。也就是说，国际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两种，第一种办法是一种制度化或法律化的解决，这一解决会导致一种霍布斯主义或者超级大国的专制政体的危险；第二种办法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解决，这一选择会导致国家自身的普遍消亡，最终实现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变。对此，安德森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认为这一社会主义的解决不仅能够解决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国际间关系的不平等问题，因为国际间关系的不平等直接源自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同样，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有关核战争等问题的社会主义解决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和想法。在他看来，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战争状况并不像某些新的乌托邦分子所认为的那样，起因于人类道德的固有错误和偏见，而是起源于世界性的阶级斗争，尽管这种国际战争的潜在后果超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但其根源仍根植于这一对立之中。因此，尽管西方的统治阶级出于理智的思考会意识到这一无限贮藏核武器的危险和代价，会对核裁军做出让步，但他们绝不会成为完全禁止核武器和和平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