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只是经济层面的自由，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自由，它极大地忽视了社会的平等和公平这些更美好的价值。如果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抉择的话，新自由主义者们的可能选择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安德森看来，自由和平等、效率和公平这两种价值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彼此相容的和谐关系。平等并不意味着均一化，而意味着多样化，注重社会的公平，并不会带来经济的低效率，相反可能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度。由此，安德森说道：“不公平同样可能带来低效率，而不平等因素最少的社会，却可能是最有效率的社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就做得很好，瑞典、丹麦、芬兰取得了非凡成就，比美国、英国都要好很多，那里的生活品质很不一样。”②因此，资本主义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价值仅仅只是统治者愚弄人民大众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而已，其结果只是一种有局限的存在：尽管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在不断增长，但社会的贫富分化却日趋严重；尽管公民拥有经济上的竞争自由和法律上的消极自由，但其政治上的积极自由却没有什么更大的进步；尽管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得到了极大改善，但社会的不平等却依旧在上演。
这种不平等现象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同样也存在于国际关系当中。在安德森看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所有不平等当中最严重的。过去一百年间，国家间的不平等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全球范围内还在不断增加”①。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不仅仅是经济的扩张，同时也是文化和政治的扩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扩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会诉诸暴力的手段，因为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同样也是一种权力体系。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却把这一侵略行为神圣化，并把它宣扬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感和责任，而且总能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来发动所谓的“正义的战争”:有时是为了控制前现代国家中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如南斯拉夫战争；有时是为了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伊拉克战争；有时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基地组织，如塔利班战争。其实，这一战争本身就是非正义的，安德森毫不讳言地把这一政策看作一种“新帝国主义”的表现，这一侵略性的对外策略其实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本性所驱动的。正如几百年前，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本性所进行的生动描述那样，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聂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然而，几百年之后，在今天所谓现代的文明社会中依旧如此，这种普世的文化价值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
(三)革命的乌有之乡
资本主义之后将会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在安德森的构想中，未来的理想社会一定是一种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图景是：就经济而言，我们将拥有一种控制经济和财富的各种社会形式，而不只是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政治而言，我们将拥有一种更加多样的选举机制，而不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每四年一届或五年一届的选举机制；就文化而言，我们将拥有一种更加丰富和更具创造性的文化实践，而不只是唯一单调机械的美学实践。这就是安德森所构想的一种未来的乌托邦，它将是社会主义的一项伟大而复杂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