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通过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划分和理论界定，认为无论是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特有变体，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过渡与扩张，实质上，它们依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和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在过去20世纪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全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是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所带来的结果；所谓的自由民主制也不是通过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途径来传播的，而是通过经济的力量或马克思的“商品大炮”或“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得以扩张的，由此使自由民主制产生出一种民主宿命论的基调。在谈到现代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时，安德森的回答是，不是现代主义终止了革命，而是革命终止了现代主义。同样，对于后现代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安德森也希望用大众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来终止后现代主义。因此，他一方面肯定了詹姆逊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界定，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没有介入战斗，而是空前地自鸣得意。实际上，只有在气势上压倒这个制度，才能开始抵制”①。另一方面，他赞成了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幻象”,它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虚假的、带来欺骗性的反映。因为后现代主义依旧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场所，尽管这些冲突和斗争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出现了诸如性别、种族、生态、宗教等新的对立，但它们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的挑战和威胁。作为一名反资本主义的坚定斗士，安德森在《文明及其内涵》一文中发出了：“要资本主义还是要文明”①的呐喊。
然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非一帆风顺的，相应地，它也带来了一种反全球化的运动，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安德森在《更新》一文中说道：“发达世界中的女权主义和生态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是真实而受欢迎的，它是过去30年中这些社会中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②尽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相比，这些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拥有截然不同的斗争主体和斗争目标，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与抗争。在这些新的反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中，安德森看到了资本主义终结的希望。他信心十足地宣称：“不是资本主义终结了乌托邦，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的观念，即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平和的稳定的秩序的概念，在这里终结了。”③
(二)新自由主义的祛魅
安德森认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超出地区性的范围进行了全球性的扩张，资本主义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阶段。尤其是东欧剧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意识形态冲突的消弭，资本主义就“好像一个不知困倦的资本主义巨无霸，在几乎全球的范围内建立起同质的政治化的经济统治后，又无情地向残余的文化异质性进发，并进而把它们并吞到其意识形态机构中去……”①因此，这样一个世界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断进行全球扩张的世界，也是一个美国霸权主导下的极具北美风格的资本主义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