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法国“五月风暴”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正如安德森自己所认为的：“1968年法国五月暴动标志着这方面的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点。近五十年来第一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和平时期，在帝国主义繁荣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发生一场大规模的革命**。”①这一新的社会运动尽管存在着多元的革命主体、不同的革命目标和多样的革命形式，但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要补充和潜在力量，将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在此基础上，安德森以法国“五月风暴”为契机做出了乐观预判，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结合将会到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线，重新开辟一条革命线路的机会已大大增加。理论和实践的这样一种重新结合的结果，将改造马克思主义本身——重新创造出曾在当年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的那些条件来。”①然而，美好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安德森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并没有到来，资本主义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依旧在理论的道路上缓慢前行。
如果对这一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的话，这一失败也是安德森的革命社会主义策略本身的失败。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是，安德森没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有关创建党派的思想整合到其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中，他不是把党派看作加强政治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唯一途径，而是把独立的知识分子看作加强思想教育和动员的一种重要手段，认为只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才能灌输给工人阶级有关社会主义的知识和信念，使他们走上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既没有提出任何构建党派或组织的思想，也没有参与任何民众的实践运动，这使革命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失去了与工人阶级运动结合的任何机会。如果进一步追溯的话，这一政治上的无为不仅是安德森自己的策略视角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也是英国新左派自身所处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一个必然后果。更广泛来说，这是整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左派所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现实困境。
因此，这一失败也是英国新左派乃至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整个新左派所固有的一个理论弱点和内在缺陷。正如林春所认为的，英国新左派只是强调了文化的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功能，既没有与现实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运动密切结合，也没有阐明任何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长期计划，这就是一直以来未能解决的真正问题所在。“一种激进的思想和理论分析如何直接作用于政治?或者换言之，一种活跃的但孤立的智性力量能够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它部分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激进的理论学者在政治中是完全边缘化的，因此，如何把理论转变为具体的政治讨论?(事实上，它也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论如何产生的问题)它部分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文化层面的斗争如何影响到现实运动的代理人和潜在的代理人?”①实际上，这些问题远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或弥补，它依旧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进行斗争的全部问题，也是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或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