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核裁军运动失败的缘由，安德森提供了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析。在他看来，英国的核裁军运动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斗争。核裁军运动本身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冷战的具体表现，它实际体现于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层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议会制与社会主义独裁制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体制与天然的国家体制之间的竞争，技术平等的军事体制与互相自杀的军事体制之间的对抗”①。然而，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所领导的核裁军运动仅仅集中于军事层面，它在客观上把对整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变成了一种道德主义的运动，并受到了国家主义的严厉批判。从道义上来讲，这一核裁军运动无论对于新左派还是其他党派、组织或民众而言都是极具吸引力的；但从现实来讲，这一核裁军运动就无法被英国的执政党和多数英国民众所接受。因为与美苏两国相比，英国的核武器规模要小得多，作为一种保护、防卫和威慑的手段而言，这一核力量的存在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以及独立的外交政策来说是必要的。此外，核裁军运动作为一种民众运动，只是通过民众的社会舆论来影响政府，而不是通过法律或强制手段来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同时，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由于不愿意或害怕动员民众力量而没有真正动员民众的潜在力量，因为民众运动必须保持参与者持续不断的热情，否则**过后便会烟消云散。因此，核裁军运动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英国第一代新左派运动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理论策略的失败。
因此，在第一代新左派运动终结的情况下，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走向了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与人本主义或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同，它不是通过道德的或人性的理由来批判和谴责资本主义，试图通过一种改良的文化革命策略来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试图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科学分析和理性认识，试图通过一种激进的政治革命策略来实现社会主义。即使如此，这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依然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密切结合，两者之间仍旧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因此，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模式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向社会主义实践的转变而言依然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这一理论的批判从未走向实践的批判，这一理论的政治学也从未走向实践的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