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德森对于这一理性主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创建就是成功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安德森及其《新左派评论》《新左派书局》或《左翼出版社》的努力下，安德森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翻译和出版。这一翻译和出版事业一方面影响了安德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使他在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形成了以他为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并与以汤普森为首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进行了长期而持久的论战；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英国整整一代左派学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一种多元的英式马克思主义文化，出现了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威廉斯和霍尔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在此意义上，安德森对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外来引进就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身的繁荣和发展，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衰弱和贫困的状态，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格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此基础上，英国新左派就形成了一种极具本土化和地域化的英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开启了一种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多元的解释范式，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地理的和生态的不同视角和层面切入，不断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本人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如以汤普森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开创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思维范式，试图从英国和世界的历史序列中来寻找社会主义的主体根据，赋予民众一种真正的历史作用；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开启了一种“类型学”的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试图从结构的空间层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尝试给出一种融经验与理性、历史与逻辑的论证；以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文化主义学派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试图从文化领域来寻找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戴维·哈维(DavidHarvey)则借助于历史地理学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的思维范式，试图发展出一种集时间的发展性和地理的空间性相统一的整体论思想。同时，也出现了
诸如G.A.柯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戴维·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思维范式。①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安德森对于这一理性主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创建就是失败的，因为这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真正塑造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更为严重的是，这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没有带来革命的社会主义实践。
另一方面，安德森强调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的重要性。他采用了列宁的经典名言，认为“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①。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直接和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但令人遗憾的是，安德森所开创的这一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并没有激起英国工人阶级的相应的革命意识和行为。因此，政治上的无为成了安德森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显著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