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安德森始终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原理，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保卫着社会主义的前沿哨所，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三种资源的交叉综合中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
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始终把历史、现实和未来密切关联在一起，历史的解释、现实的困境和未来的理想都成为了其核心而重要的主题。未来理想依托于现实困境，现实困境源自于历史状况，同时，解释历史是为了理解现实，理解现实是为了实现未来，三者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历史脉络和逻辑框架，其中所贯穿的一条主要红线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安德森始终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运动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真正统一。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集中论述的也是实践的观点。他在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八条中分别写道：“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使从和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①可见，实践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同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的解读中，马克思的思想也被称为“实践哲学”。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实践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目的诉求：“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同样，这一革命的实践论成为了英国新左派的最终目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也成了英国新左派的革命实践论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内核。然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更为经典的理论工程，强调了列宁意义上的实践论，试图开创出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则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程，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的革命策略，试图开创出一种“革命的文化学”。但无论如何，两者仅有助于形成英国“革命的理论学”,而无法形成“革命的实践论”。
作为英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坚持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统一的标准，不仅试图开创出一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繁荣局面，而且努力创造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实践格局。但总体上，这一理论的繁荣与实践的萧条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一方面，安德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工人阶级解放的重要性。他遵循列宁的经典格言，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②。在对英国国家文化的全面批判中，安德森指出由于英国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性质以及它对理性的本能的不信任态度，英国没有产生出任何总体性的社会理论，尤其缺乏任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既没有产生出像列宁那样的经典作家，也没有产生出像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由此，他得出了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否定判断和结论，并试图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开创出一种英国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他看来，这一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实质就是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目的在于激发起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行为。因为他相信，革命的理论有助于革命的文化，而革命的文化有助于革命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