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存在着一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逻辑框架。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框架不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采取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研究方式，用理论来裁剪事实，避免了对历史和社会的碎片化和片段性的肢解，形成了对历史和社会的总体化和宏观化的科学理解，因而也不可避免带有某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构造模式。正如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一书中所严厉批判的，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帝国主义”,“这种唯心主义不仅表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第一性的设定或否定，而且也表现为自我生成的观念的普遍性，这种观念的普遍性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物质存在和社会存在，而不是与他们进行持续而深入的对话。如果有一种当代‘马克思主义’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眼就指斥为唯心主义的话，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一定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①。实际上，这一唯心主义的理论表现不仅体现在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同样也体现在以安德森为代表的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正如安德森自己所承认的，就他们著作中的理论系谱和理论思想来说确实存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尺度。“极为清楚的是，我们著作的整个偏见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是，它们尤其強调了政治和文化——换言之，它是唯心主义的，……我们著作的理论系谱完全不同于汤普森的想象。它来自一战以来西欧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与唯心主义的新形式和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中的辩证法处于同一时期。这些杰出的运动产生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如果按照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标准，它具有一种‘唯心主义’的尺度”。②
最后，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蕴含着一种宏观主义的历史叙事，忽视了微观主义的历史细节。这种对宏观事实和宏大叙事的强調就使安德森仅仅关注了包括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和阶级状况在内的广义的历史，而忽视了具体的、活生生的民众活动的狭义的历史，从而，这一总体化的历史社会理论变成了一种“社会整体的历史”或“社会结构的历史”。因此，这一总体化的历史社会理论遭到诸多学者的批判。著名学者J.布雷维里()明确指出，这种社会史建立在所假定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之下，当我们运用“社会”这一术语时，它的确切含义并非指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而是指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区的居民，或受某种政权管辖的全体国民，而且，究竟是否存在某种规定人们生活方式的独特的社会结构还有待确定，因此，这一主张整体社会史的学者往往不去分析各种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而是醉心于寻求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的历史，这种论证方式就具有非历史的、循环的，缺乏真实的意义。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也批评说，这种包罗万象的历史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宏伟目标，因为社会关系的历史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历史研究课题，甚至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因此，这种试图建立总体化的社会历史的企图实际是在自取灭亡。①
因此，就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而言，“类型学”是其最核心、也最独特的方法论特征。在这一“类型学”的方法论特征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它总是试图在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辩证关系中形成有关历史的辩证法和社会的辩证法，在历史与社会的共同辩证法的康庄大道上形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和阐释，从而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认识。然而，对于安德森的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特征，我们也应该采取辩证的方法加以看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批判性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