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实质上蕴含着一种温和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在这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中，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构成了其方法论的核心特征，而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构成了其方法论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种精致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范式。其中，理智的也是经验的，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意志的也是历史的，普遍的也是特殊的，一般的同时也是具体的，结构的也是历史的，科学的也是人本的。在此意义上，结构主义与意志主义、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就不再是彼此割裂的独立状态，而是相互融合的统一状态。就此而言，这一温和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就与皮亚杰(JeanPiaget)在《结构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总观点相一致。“要使人类学向历史学挑战或历史学向人类学挑战，毫无成果地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对立起来，把社会学和历史学对立起来，也许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归根结底，人的‘科学’的可能性将要建立在发现社会结构的功能作用的规律、演变的规律、和内部对应关系的规律的可能性上面……结构和功能，发生和历史，个别主体与社会，在这样理解的结构主义里，在这种结构主义使它的分析工具越来越精致的情况下，就都变得不可分割了。”①
综上所述，安德森采用了一种多元的方法论，经验的、理性的、历史的、结构的、总体的和比较的，并在这些方法的杂糅和交汇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从总体上全面地构建出一幅辩证图景，并在这一辩证图景中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路径，坚持了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和历史决定论的基本思想。然而，这一回归不是一种抽象的和思辨的回归，而是一种具体的和经验的回归，不是一种理论的和想象的回归，而是一种历史的与现实的回归。
然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蕴含着自身所无法解决的诸多的矛盾和问题，诸如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唯心主义和理论主义、宏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思想特征尤为凸显。
首先，从本质层面来看，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蕴含着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思想和意识。“结构”一词似乎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最核心的关键词，它是一个外面由层层果皮包裹着的果核，如果我们一层一层剥离开来，里面**出来的就是这一结构。他总是在结构和功能的本质层面或意义上来理解社会的种种现象，他所唯一关心的就是结构，似乎这一由理智本身所创造出来的结构显现出了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本质。他在追溯英国现代历史时勾画出的是英国阶级结构的全面演变，在描绘英国国家文化时勾勒出的是英国学术文化的总体结构，在把握跨越十几个世纪的欧洲文明的发展时构想出的是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结构转变。因此，这一结构既是一种社会的结构，也是一种历史的结构，既是一种共时的结构，也是一种历时的结构；既是一种多元复杂的总体化结构，也是一种变动不居的过程性结构，是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历史维度与逻辑维度的统一。在此意义上，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这一结构主义是一种弱的结构主义而非强的结构主义。尽管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的这一“结构”一词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结构”一词相比，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并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但无论如何，这一弱的结构主义的事实丝毫无损于安德森仍是一位结构主义者的根本事实，在其思想中仍带有结构主义思想的种种内在缺陷和不足。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安德森是一位“经济决定论者”,不如说他是一位“结构决定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