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仅包含一种具体的总体性的概念，而且包含一种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概念，这两种概念互为补充、彼此统一。由此，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试图探讨社会形态存在和社会形态变迁的两大重要事实，并提供了一种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社会存在是由生产方式所提供的，社会变迁是由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所首先引发并最终由阶级斗争所解决。这就提供了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历史意志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相融合的辩证解释。
总体来看，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具有多重的方法论意义。首先，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促进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在此，历史学与社会学不再是一种相互割裂、互不相关的独立学科，而是一种相互交织、水乳交融的统一学科，历史由于结构的存在而变成了一种社会的历史，社会由于结构的变迁而变成了一种历史的社会，由此形成了一种总体化的历史社会学的解释。由此，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曾经所批评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流是一种“聋子之间的对话”就得到了有效弥补。同样，彼得·伯克(PeterBurke)所希望的历史学与社会学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矛盾的观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有效发展。在伯克看来，“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可取”①。
其次，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形成了一种“比较的类型学”的思维方法。在他看来，这一“比较的类型学”也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历史的比较，一是社会的比较，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正如安德森在评价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恩有关社会权力来源的解释时所采用的社会学方法时指出的：“这一系列的误失既不是文化上的，也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它们源于一种理论上的谬误，即认为社会学不可能同时是历史性的和比较性的。”②也就是说，安德森认为只有比较的方法才能给人以合理的解释，因为比较分析不会仅仅突出某个地区，而把其他地区当做可有可无的附庸，从而形成对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的理解。因此，这一“比较的类型学”的思维方法就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元发展规律和法则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重要依据和标准，既强调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发展道路，也强调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发展道路，从而使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获得了一种更为有效的解释力和诠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