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安德森把社会学看成“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深层维度。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一种总体的社会学理论，也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理论体系。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中，安德森就明确指出，英国的国民文化是以一种缺乏总体化的社会理论为基本特征的，不仅缺乏像欧洲大陆甚至美国的经典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①在此基础上，安德森试图构建出一种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把所有传统的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纳入一种巨大的社会学的综合体系之中，在总体化的理论概念体系中来理解社会本身，理解所谓“结构的结构”,即社会结构本身。
在对社会本身的研究中，安德森一方面借鉴了卢卡奇的“总体性”(totality)的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结构总体”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总体化的社会理论。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核心是“总体性”。马克思的“总体性”来源于黑格尔的“总体性”,所谓总体性，就意味着总体对部分的优先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的方法论的实质。同样，对于安德森而言，这一“总体性”的方法也成为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核心方法。
他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说道：“我们所选择的方法不是把一切还原为经济，而是把当前状况分析为一个总体，其中，每一层面危机的决定因素都位于这一层面(而不是‘基础’)之中，而所有层面都在结构上整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由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所构建。”①因此，这一“总体性”就意味着总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肯定了总体中部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承认了部分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肯定了总体对部分的首要性和优先性，把总体看作部分的有效整合，而非部分的机械叠加。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总体性”不同于黑格尔的“总体性”,因为黑格尔所讲的“总体性”是一种“表现的总体性”,意味着总体的简单性和统一性，而马克思的“总体性”是一种“结构的总体性”,意味着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此基础上，安德森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社会结构”和“多元决定”的思想和方法，进一步从卢卡奇的“总体性”的范畴走向阿尔都塞的“总体性”的概念，使得社会总体成为了一种结构化和层次化的存在形式，也成为了一种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存在方式。
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形成了他自己有关社会总体的理解和认识，不仅强调了社会总体的结构性的存在形态，而且强调了社会总体的断裂性的存在样态。在他看来，所谓“社会总体”,就是指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结构化的总体存在。其中，每个部分相对于总体而言都是各自独立自主的存在，同时，每个总体相对于部分而言又是一种结构化的统一体。结构化不仅意味着一种整体化和总体化，而且意味着各部分以及部分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然而，这一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结构总体并不是一种分散的存在状态，而是一种凝聚的存在状态，也是一种有机的社会总体。正如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与《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对于“总体性”社会的关注那样，如古代社会、日耳曼社会、封建主义社会、绝对主义社会等各种社会形态，都各自被看作一个功能单位，一种融合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复杂要素的社会结构，所有这些要素就在结构上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同样，安德森强调了社会总体的断裂性的存在样态。社会总体的断裂是一种整体性的断裂，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断裂，是一种社会结构向另外一种社会结构的全面的和彻底的转变，或者借用马克思本人的修辞即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转变。这正如安德森对于从古典古代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转变所探讨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