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对英国历史的解释中，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通过构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总体化的历史，一种历史与现实彼此关联的宏观历史而形成一种历史的理论学。这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后者试图通过构建一种碎片化的和经验化的微观历史而形成一种历史的编撰学。在他看来，在英国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关联中，对于当代英国阶级权力结构演变的历史分析有助于对英国社会主义策略问题的理论探讨；对于英国知识分子特征的社会分析有利于对当代新左派性质的讨论；对于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反思有助于对霸权社会主义党派的思考；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合作本质有利于对工党性质的认识；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反思有利于对核裁军运动的理解。在此，安德森认为，这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关系和转换就是正确的，因为这种解释不是从道德的或修辞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它们，而是从结构的或具体的视角来解释和阐发它们，因而一种理性主义的解释就远远比经验主义的解释更为恰当和适用。“它能够产生从经验上证实的概念——也就是说，它能够解释至今仍未被注意到的有关左派的广泛事实。我们试图通过观察实际的经验事实来超越这一伪经验主义——并且通过概念来重新解释它。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促进社会科学或社会思想。”①可见，安德森试图通过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思维范式而非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来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
在这一理性主义的思维范式的基础上，安德森不仅试图构建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而且试图构建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他试图在这一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联中构建出一种总体化的历史，一种总体化的历史理论。
首先，就历史的研究单位而言，它总是长时段的和宏观性的。在对英国本民族的历史解释中，安德森所关注的历史时间是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将近3个世纪的历史；同样，安德森在其享有盛誉的两卷本史学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与《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所研究的历史是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段的，不仅仅局限于英国的历史，而且聚焦于欧洲的历史。如果把他未出版的后两卷本即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历史也包括在内的话，则是从古典古代到封建主义到绝对主义再到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谱系，由此形成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