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森在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视域内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和探索，发展了一种可称之为“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理论认识，在对世界史、地区史乃至国家史的解释中开创了一种新的“类型学”的解释路径和研究方法。
在这一“类型学”的解释路径和研究方法下，安德森把唯物史观思想看作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独特综合。在他看来，“任何社会都拥有两种尺度，它是结构的，只能按照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它也是过程的，只能按照过去的累加意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关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的有机统一的唯一思想。它既是纯粹历史主义的(否认了所有超历史的本质),也是根本功能主义的(社会是有意义的总体),这一综合仍是独一无二的”①。因此，历史学和社会学构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两个根本维度，也是他研究所有问题和现象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历史学的，他试图通过对历史系谱的宏观追溯来说明，一是社会学的，他力图通过对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来说明，从而形成了一种融历时性与共时性、时间性与空间性为一体的对于唯物史观的科学解释。
一方面，安德森把历史学看作“类型学”唯物史观的首要维度。在他看来，历史与现实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实的问题源自于历史，历史的遗产存留于现实，理解现实就要深入历史，书写历史是为了说明现实，因而，现实是历史的立足点和落脚点，而历史是现实的出发点和切入点。因此，在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中，安德森总是把历史作为研究现实问题的来源和基础，通过对整个历史系谱的宏观追溯来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他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中为《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的目的做辩护时写道：“在一种卓越的、想象的历史与一种空洞的政治分析之间的巨大鸿沟是我们试图去克服的。我们试图把历史与当前相联，重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种‘总体化’的尝试，这是学术历史学所割裂的……我们试图构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在的总体化的理论。”②
我们不是单纯为了过去而书写一段沉寂的历史，而是为了理解现在而重构它。
我们试图提供总体中的元素而不是现代英国片段化的历史……我们整个的工作就是构建当代英国的解释，这是决定它统一于形成的因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