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安德森走向了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渊源来看，与考茨基的“消耗策略”,葛兰西的“阵地战”策略以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的整个改良主义的历史谱系不同，安德森继承了列宁的“运动战”策略，尤其是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的革命理论遗产，认为它们是国际范围内革命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他看来，托洛茨基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标准和模式，他拒绝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反对任何狭隘的爱国主义或强权沙文主义，并长期一致地实践着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且，他总是在同等程度上了解自己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并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创建了对自己国家本质和未来政治策略的一种历史说明。“极合逻辑的是，这一传统最终变成了《新左派评论》政治参照的核心的和不可避免的旗帜。”①因此，安德森等人坚定地走上了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了英国年轻一代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
综上所述，英国新左派在有关社会主义主体、社会主义策略和社会主义路径等问题的具体论述中，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域，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目的诉求，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诉求。但由于思维范式的种种差异，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在经验主义的认知基础上更加强调具体性和特殊性，倾向于一种民众的、道德的和民族的社会主义，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则在理性主义的认知基础上更加强调总体性和普遍性，倾向于一种集体的、科学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唯有两者彼此结合，相互统一，最终才能形成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认识。正如安德森所表达的：“抛却旧的争吵，共同探讨新的问题将是有益而无害的。”①
实质上，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都共同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质。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经验解释，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解释，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道德理解，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民族认识，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国际认知，都试图形成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图景，认为社会主义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既是科学的，也是人道的，既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
英国新左派共同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的重要思想。他们强调了阶级主体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认为工人阶级仍旧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力量和依靠力量。如果说老一代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更重视阶级的个体属性与精神属性，那么年轻一代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更强调阶级的集体属性与结构属性。唯有把个体的力量与集体的力量、物质的力量与精神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形成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力量，共同抵抗和战胜资本主义的阵营，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实践。
英国新左派共同继承了革命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经典立场。无论是老一代新左派所倡导的文化革命之路，还是年轻一代新左派所倡导的政治革命之路，都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主旨，试图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达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更重要的是，两代新左派在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和一致，认为对于当今世界的左派而言，任何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学都应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策略与社会主义的道德策略相互结合，通过道德的唤醒把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传达给工人阶级，赢得工人阶级的认可和接受，最终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和行为，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英国新左派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将提供诸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无论是对社会主义主体的认知，还是对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人的建设、经济基础的建设、道德文化的建设、社会的全面建设以及民族与国际的建设都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