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安德森指责汤普森怀有“一种奇特的弥赛亚的民族主义”,因为他所讲的“民众”是指英国本民族的民众，他所讲的文化是英国本民族的文化，他所讲的社会主义也是指英国本民族的社会主义转向。而且，这一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可能会对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造成某种阻碍和伤害。“这一态度对于左派所造成的毁灭是极其巨大的。它妨碍了任何真正的国际主义，它只能创建在一种密切的、熟悉的、毫无戒备的对其他国家而非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政治的认知之上。一种纯语言的或纯修辞的‘国际主义’并不能成为这一替代。事实上，它只能导致某种伤感的自我欺骗和不现实。”②
相反，安德森等人倾向于“多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试图在国际主义的文化和政治事业中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奥林匹亚的普救论”。在对英国社会与法国社会的比较中，安德森不仅对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予了否定的判断和结论，而且对英国的工人阶级文化以及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也给予了否定的判断和结论，因而也被斥责为“民族虚无主义者”。然而，安德森试图通过走出英国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藩篱和走向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资源，来达到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中，安德森基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形成了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在他看来，一个整体的民族文化无法逃避或超越其社会的阶级，不是居于各阶级之上的一套共同价值，而是特定社会中所有阶级的生活经验。但这种民族文化却体现出一种深层的不平等，它所反映的不是居从属地位的被统治阶级的文化，而是居主导地位的一个或多个统治阶级的文化。因为一般来说，统治阶级总是占据着不同于劳工的优越位置，他们拥有闲暇和知识，从而控制着民族文化中大多数的艺术和智慧的成就，而被统治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只能产生一些日常生活中非正规的习俗和实践。与此同时，国家暴力集团和精英集团总会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那些地位较低者逐渐服从于地位较高者的文化习俗和惯例。因此，一个民族文化的特殊混合方式总取决于相关阶级斗争中各种阶级力量的特有平衡。换言之，某一民族文化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取决于相应的民族历史状况。“如果认为今天的民众运动必须总是优先运用它们的民族文化中从下层经验派生出来的资源，那将是错误的。这些经验中有可能沉淀着太多的失败，或者消极忍耐的记录太长，从而不能为今天情绪高昂的动员所利用”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某种沙文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正如历史向我们表明的，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维埃俄国的军国沙文主义以及冷战时期之后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实质上在对某种民族主义的情感的认同和接受中导致了某种灾难性的结局。
